然而,在十五世纪的暴君和十七、十八世纪的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是军事性的。暴君的权力植根于职业性雇佣兵的基础之上,而国王的权力则建立在职业的常备军的基础之上。尽管常备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国查理七世的时代(1445一1448年),但是直到1643年,当大孔德在罗克洛打败西班牙的旧式陆军以后,法国的陆军(不久被劳弗斯改组)才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所有常备军的典范。与早期的类型不同,这些新的常备军永久性地保持着战斗准备,而且只接受其最高统治者的命令。奥本海姆在他所著的《国际法》一书中写道:
&ldo;若不是常备军制度的建立,那么战争的法律和惯例的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若没有纪律,战争行为的人道也将是不可能的;……但是没有他们(常备军),军人与平民之间也就不会出现重大的差别。&rdo;[作者注:《国际法》第四版(1926),第2卷136页。]
军人从市民中分离出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后者在三十年战争中遭受到野蛮的恐怖。此外,中部欧洲的每一个国家,都在人口、资源和财富等方面遭受了极巨大的消耗。这就使新的常备军不得不在规模上受到限制。交通和农业的不发达,也限制了大规模兵力地成长。[作者注:萨克斯元帅认为,一支军队理想的规模是46000-34000步兵和12000骑兵,加上炮兵,大约50000人。]于是,在每一个国家里,陆军都由一支长期服役的士兵所组成,它是一个有纪律的集体,与市民人口完全分开。不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中,它的行动都要受到严格的约束。
四、有限战争
十八世纪的著名将领之一萨克斯元帅,在他所著《战争艺术论》一书的开头写道:&ldo;组成军队的兵员,一些是志愿来的,一些是俘虏来的;有时,也有一些是强征来的。但最普通的手段,是进行欺骗。例如,先悄悄地把钱放进一个人的口袋里,然后要求他去当兵。&rdo;萨克斯不赞成这样做。招募来的人大都是社会的残渣,因此必须要有森严的纪律。正如腓特烈大帝所说,荣誉对他们来说是一钱不值的,所以&ldo;必须使他们害怕他们的长官胜于害怕危险,如果纪律稍有放松,就能产生野蛮的行为。&rdo;[作者注:转引自《近代战略的标志》(1943年版),第55页]
能否产生这样的效果是有争议的,但有一点则确信无疑,那就是残忍的纪律有可能限制战术的正常发挥。于是,部队只能采取密集队形活动,并且在军官的眼皮底下进行。士兵要想逃脱皮鞭的鞭笞,只有逃跑。所以,在十八世纪时,逃跑之风十分严重,以致于腓特烈不得不采取措施,拟定详细的规则,以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这些措施包括:避免一切夜行军;士兵被派去搜集粮秣或去洗涤时,必须要有军官随行;尽量减少追击行动,以防止士兵在混乱之中逃跑。此外,还有一个限制因素,那就是常备军的费用高昂,资金不足,在这期间的战斗中,伤亡率很高。这是因为,当时排枪互射的距离很近,通常是在30步到50步之内进行的。当然,萨克斯也曾这样说过,&ldo;我见到近射程内的交火杀死的甚至不到四人。&rdo;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双方有时私订了心照不宣的协定,只住对方的头顶上放枪。他们都知道,死亡是太可怕了。但总的说来,伤亡是大的。尼克森上校曾经指出,在马法奎特战斗中,据权威人士的估计,联军的损伤为33%,另一位则估计为22%。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一般的损失为15%到20%。在托尔高会战(1760)中,腓特烈损失了30%。在佐恩多夫会战(1758)中,俄军损失了50%。这可是一个&ldo;世界纪录&rdo;,不过,这支野战部队战斗了一天,也未能完全打垮战败的一方。[作者注:尼克森:〈乌合之众,1793-193。〉(1940年版),第59页。]
上述事实很清楚地说明,当时为什么要回避战斗,为什么迂回作战之风十分盛行。另一个原因是补给制度的变化:由于抢劫已被禁止,部队不得不依靠供应纵队提供给养。这样一来,就要有许多仓库,而且要从国内基地提供补充,或者使用现金从当地购买。一般来说,仓库都设在要塞里,或设在设防的城市里。为了获得仓库,必须争夺要塞和城市,因此,围城战术也就风行一时。这种补给制度的最大弱点,就是限制了军队的行动范围。要保障部队得到充足的给养,从最近的要塞算起,它的行程的最大限度,只能限制在七天之内,而且离最近的野战面包房的距离,不能超过两天的行程。只有在供给系统出了差错时,部队才可以迫不得已而采取武力手段去征集给养。
平民的生活与战争是完全脱离的。劳伦斯&iddot;斯特恩曾写了一部游记,叫做《法国和意大利的感伤旅行记》,他叙述说:在七年战争期间,他仓促地离开了伦敦,来到巴黎。他当时未曾考虑&ldo;英国正在同法国交战&rdo;,在到达多佛尔时,才突然想起自己没有护照。不过,这并没有妨碍他的旅行。到达凡尔赛后,法国的外交大臣乔叟公爵派人给他送去一个护照。他在巴黎受到了他的法国崇拜者们的热烈欢迎。
那时,战略的手段是要消耗敌人,而不是歼灭敌人;是要耗尽敌人的精力,而不是杀死他。所以,战略打击的目标,通常是敌人的补给线和他的要塞,不是敌人的军队。早在1677年,奥尔瑞公爵就曾经说过:&ldo;我们作战时,不是象狮子,而是象狐狸;可能要在二十次围城之后才来一次战斗。&rdo;[作者注:《战争艺术》(1677年版),第15页。]二十多年之后,丹尼尔&iddot;迪福又说:&ldo;现在,双方通常都有五万人的军队,在彼此看得见的地方安营扎寨。整个战役中都在回避,或用时髦的叫法,都在观察和监视对方。然后,冬季也就来临了。&rdo;[作者注:亨利&iddot;摩里:《迪福的早期生活和早期著作》(1939年版),第135页]在1793年的皮齐同围攻战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ldo;有限性&rdo;围攻的完善例证。高多尼曾在回忆录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