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之后红军到达毛尔盖,在一个名叫沙窝的小村子里我幸运地得到了当面向那位领导请教的机会,但因为我思想中的封建遗毒还没有肃清,结果把机会错过了。
那天还是由我们团担任警卫任务,中央领导全来了,聚在一座喇嘛庙里开会。我被安排在会场外的一间小棚子里,给开会的领导们准备午饭和晚饭。下午晚些时候,那位四方面军的领导从庙里出来,去了趟茅厕,便来到我的灶旁讨热水喝。我刚要询问怎样才能成为英雄的事,喇嘛庙里又急匆匆地跑出来两位戴眼镜的领导,将那位领导拉到一边说个不停。
就在那位四方面军的领导转过身去面对来人的一瞬间,我认为自己看到了一个不应该看到的东西,心中&ldo;砰&rdo;的一声,将那句挤在喉咙里的问话炸得粉碎。
我看到了&ldo;脑后见腮&rdo;。
如果我当真迷信&ldo;相术&rdo;的话,这&ldo;脑后见腮&rdo;便是面相中的&ldo;五大恶相&rdo;之一。但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便假意要给那位领导添热水,提着汤勺向他们凑近几步,想要将这一&ldo;相格&rdo;看个仔细。不想,后来的两位领导却愤怒地朝我挥了挥手,将我赶得远远的。这可是我从来也没经历过的事情,任何一位红军领导,不论是中央首长还是师团连长,他们向来只与其他领导发生争论,对我们这些小炊事员却是和气得很。
对于方才看到的东西,我得不出任何结论。如果我师傅还活着,他一定能讲清楚内中的道理,毕竟这《柳庄相法》是他讲给我听的。用他的话说,遇到&ldo;脑后见腮&rdo;的人,就算是干个摊煎饼或是卖耳挖勺这样的小买卖,也绝不能与他合伙。
进入草地后的第四天早晨,我们遇到了大麻烦。第三天晚上,团里其他连队的战士在很远的地方采回来不少新鲜的蘑菇,让炊事员给大家煮煮吃了。到了今天早上,人们发现有六十多名战士瘫倒在河岸上动弹不得,另有七八名战士已经中毒牺牲了,其中也包括他们的炊事员。
卫生队的大夫和护理员们连忙赶过来抢救,给他们做人工呼吸,灌凉水,喂头发。费了好大的力气,这些战士才开始呕吐,但是,他们的身体虚弱得很,已经无法跟随大队出发了。团长很着急,也很生气,但又一时不知道该责骂谁才好。最后,团里决定将这些中毒的战士组成一个后备队,先让其他战士将他们背到后河对岸休息,等到身体恢复之后再出发追赶部队。
经过了长达十个月的磨炼,大家都有经验,知道掉队后在一天之内很难追上大部队,通常总是要花费两三天的时间。更危险的是,我们已经是后卫部队了,在我们后边再没有红军,只有敌人。
团长要亲自带领这支后备队,而我则主动报名担任他们的炊事员。然而,老吕不同意团长带队,他的理由非常充分,他说我们是红军中最精锐的战斗团之一,中央信任我们,才派我们担任后卫任务,你丢下部队带后备队,这是对中央的不负责任,也是个人英雄主义。团长无话可说,只能同意由老吕担任这个职务。
对于这次变动我感到很高兴,因为老吕没有其他战斗指挥员的坏脾气,而且他还是我的朋友。
大队红军开拔了,而我们又休息了一天一夜,直到转天早上才出发,但在这期间,又有两名中毒的战士牺牲了。
这是我进入草地之后的第五天,我自己的粮食也吃光了。我们团出发时,团长让全团战士搜尽挖绝,给我们凑了十来斤粮食。这大约是我们团仅有的粮食了。在毛尔盖筹粮的时候,因为我们团被调去保护中央领导开会,很晚才动手筹粮,储备的粮食也最少。虽然中央领导专门为我们补充了一些青稞麦,但进入草地的时候,每位战士身上的粮食也不过两三斤。
我不知道团长他们在后边几天吃什么,也不知道我们自己在后边几天吃什么。但是,在草地中挣扎了五天之后,我倒不像刚开始那么担惊受怕了。我现在终于想明白了,只要勇气没有消失,含着大拇指我也能走出这片烂泥塘。
此时,在我的宝库中只剩下最后一根参须、一小片燧石和小半瓶云南白药。因为要照料六十多位病人的饮食,我决定把这根参须留到能当即救人一命的时刻再使用。
我们排成一列纵队,老吕在前边引路,我留在最后,一步三摇,在草根纠结而成的地面上前进。这里的地面看不到土,但很结实,毒水也只汪在草根上。草根很硬,被前边部队踩断的草梗也很尖利,我们大多数人都光着脚,将剩下的最后一双草鞋系在腰间。我们必须得把这双草鞋保护好,只要走出草地,穿上它我们就可以战斗。也正因为如此,战士们的脚几乎都被草根和草梗扎破了,但又不往外流血,只从肉里渗出粉红色的水。
每天照例要来的雨雪都来过之后,太阳出人意料地跳了出来。阳光白亮亮的像闪烁的刀锋,在草地上劈斩开大片细碎的花朵,鲜艳得令人起疑。
我从来也没有梦到过这么多的颜色,有让人胃口大开的黄,有令人心痒难挠的蓝,也有深沉得看不见底的红。老吕在前边传下命令:休息十五分钟,晒脚。
战士们各自找一块草根密集的地方坐下来,将步枪的背带挂在脖子上,脚架在枪身上,仰面朝天,身子向后倚,用屁股在草根上找好平衡。大家都休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