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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第1页)

钱瑗复学,俄语很顺溜地跟上了;不仅跟上,大概还是班上的尖子。她仍然是&ldo;三好学生&rdo;。&ldo;三好学生&rdo;跑不了会成共青团员。阿瑗一次回家,苦恼得又迸出了小眼泪。她说:&ldo;他们老叫我入团,我总说,还不够格呢,让我慢慢争取吧;现在他们全都说我够格了,我怎么说呢?&rdo;她说:&ldo;入了团就和家里不亲了,家里尽是&lso;糖衣炮弹&rso;了。&rdo;

我安慰她说:&ldo;你不会和家里不亲。妈妈也不会&lso;扯你后腿&rso;。&rdo;阿瑗很快就成了团员,和家里的关系分毫没变。

她一九五五年秋季中学毕业,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她的志愿是&ldo;当教师的尖兵&rdo;。我学我爸爸的榜样:孩子自己决定的事,不予干涉。钱瑗毕业后留校当教师。她一辈子是教师队伍里的一名尖兵。

钟书在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虽然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工作并未结束。一九五八年初到一九六三年,他是英译毛选定稿组成员,一同定稿的是艾德勒。一九六四年起,他是英译毛主席诗词的小组成员。&ldo;文化大革命&rdo;打断了工作,一九七四年继续工作,直到毛主席诗词翻译完毕才全部结束。这么多年的翻译工作,都是在中央领导下的集体工作。集体很小,定稿组只二三人,翻译诗词组只五人。钟书同时兼任所内的研究工作,例如参加古典的《唐诗选注》。

钱瑗考取大学以后的暑假,一九五六年夏,随钟书到武昌省亲。我公公婆婆居住学校宿舍。钟书曾几度在暑期中请&ldo;探亲假&rdo;省视父母。这回带了阿瑗回去。

大热天,武汉又是高温地区,两人回来,又黑又瘦。黑是太阳晒的,瘦则各有原因。钟书吃惯了我做的菜,味淡;我婆婆做的菜,他嫌咸,只好半饥半饱。爹爹睡觉不分日夜。他半夜读书偶有所得,就把健汝唤醒,传授心得。一个欠吃,一个欠睡,都瘦了。

这时爹爹已不要求钟书&ldo;养志&rdo;(养志的弟弟携家侨居缅甸)。他最宠爱的是&ldo;女孙健汝&rdo;,钟书已是四十五十之间的中年人,父子相聚,只絮絮谈家常了。爹爹可怜娘寂寞,而两人很少共同语言。他常自称&ldo;拗荆&rdo;。我问钟书什么意思。钟书说,表示他对妻子拗执。我想他大概有抱歉之意。自称&ldo;拗荆&rdo;,也是老人对老妻的爱怜吧?

钟书阿瑗回京,带给我一个爹爹给我的铜质镂金字的猪符,因为我和爹爹同生肖。我像林黛玉一般小心眼,问是单给我一人,还是别人都有。他们说,单给我一人的。我就特别宝贝。这是在一九五六年暑假中。

一九五七年一、二月间,钟书惦着爹爹的病,冒寒又去武昌。他有《赴鄂道中》诗五首。第五首有&ldo;隐隐遥空碾懑雷&rdo;,&ldo;啼鸠忽噤雨将来&rdo;之句。这五首诗,作于&ldo;早春天气&rdo;的前夕。这年六月发动了反右运动,未能再次请假探亲。

那时钟书的三弟已回国,我公公命他把我婆婆送归无锡,因她已神智不清。我公公这年十一月在武汉去世,我婆婆次年在无锡去世;我公公的灵柩运回无锡,合葬梅山。

(十二)

钟书带了女儿到武昌探亲之前,1957年的5月间,在北京上大学的外甥女来我家玩,说北大的学生都贴出大字报来了。我们晚上溜出去看大字报,真的满墙都是。我们读了很惊讶。三反之后,我们直以为人都变了。原来一点没变,我们俩的思想原来很一般,比大字报上流露的还平和些。我们又惊又喜地一处处看大字报,心上大为舒畅。几年来的不自在,这回得到了安慰。人还是人。

接下来就是领导号召鸣放了。钟书曾到中南海亲耳听到毛主席的讲话,觉得是真心诚意的号召鸣放,并未想到&ldo;引蛇出洞&rdo;。但多年后看到各种记载,听到各种论说,方知是经过长期精心策划的事,使我们对&ldo;政治&rdo;悚然畏惧。

所内立即号召鸣放。我们认为号召的事,就是政治运动。我们对政治运动一贯地不理解。三反之后曾批判过俞平伯论《红楼梦》的&ldo;色空思想&rdo;。接下来是肃反,又是反胡风。一个个运动的次序我已记不大清楚。只记得俞平伯受批判之后,提升为一级研究员,钟书也一起提升为一级。接下来是高级知识分子受优待,出行有高级车,医疗有高级医院;接下来就是大鸣大放。

风和日暖,鸟鸣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经号召,我们就警惕了。我们自从看了大字报,已经放心满意。上面只管号召&ldo;鸣放&rdo;,四面八方不断地引诱催促。我们觉得政治运动总爱走向极端。我对钟书说:&ldo;请吃饭,能不吃就不吃;情不可却,就只管吃饭不开口说话。&rdo;钟书说:&ldo;难得有一次运动不用同声附和。&rdo;我们两个不鸣也不放,说的话都正确。例如有人问,你工作觉得不自由吗?我说:&ldo;不觉得。&rdo;我说的是真话。我们沦陷上海期间,不论什么工作,只要是正当的,我都做,哪有选择的自由?有友好的记者要我鸣放。我老实说:&ldo;对不起,我不爱&lso;起哄&rso;。&rdo;他们承认我向来不爱&ldo;起哄&rdo;,也就不相强。

钟书这年初冒寒去武昌看望病父时,已感到将有风暴来临。果然,不久就发动了反右运动,大批知识分子打成右派。

运动开始,领导说,这是&ldo;人民内部矛盾&rdo;。内部矛盾终归难免的,不足为奇。但运动结束,我们方知右派问题的严重。我们始终保持正确,运动总结时,很正确也很诚实地说&ldo;对右派言论有共鸣&rdo;,但我们并没有一言半语的右派言论,也就逃过了厄运。

钟书只愁爹爹乱发议论。我不知我的公公是&ldo;准右派&rdo;还是&ldo;漏网右派&rdo;,反正运动结束,他已不在了。

政治运动虽然层出不穷,钟书和我从未间断工作。他总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我&ldo;以勤补拙&rdo;,尽量读我工作范围以内的书。我按照计划完成《吉尔≈8226;布拉斯》的翻译,就写一篇五万字的学术论文。记不起是1956年或1957年,我接受了三套丛书编委会交给我重译《堂≈8226;吉诃德》的任务。

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钟书1956年底完成的《宋诗选注》,1958年出版。反右之后又来了个&ldo;双反&rdo;,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ldo;拔白旗&rdo;运动。钟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郑振铎先生原是大&ldo;白旗&rdo;,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ldo;拔&rdo;了。钟书于1958年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一切&ldo;拔&rdo;他的《宋诗选注》批判,都由我代领转达。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崇,也不拔了。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ldo;白旗&rdo;,给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钟书笑我&ldo;借尸还魂&rdo;,我不过想借此&ldo;遁身&rdo;而已。

许多人认为《宋诗选注》的选目欠佳。钟书承认自己对选目并不称心:要选的未能选入,不必选的都选上了。其实,在选本里,自己偏爱的诗不免割爱;钟书认为不必选的,能选出来也不容易。有几首小诗,或反映民间疾苦,或写人民沦陷敌区的悲哀,自有价值,若未经选出,就埋没了。钟书选诗按照自己的标准,选目由他自定,例如他不选文天祥的《正气歌》,是很大胆的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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