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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6章（第1页）

纳税人受到这一冲击后，其状况每日愈下。比沉重的税收负担更加残酷的是征税官员和包税人的无情暴虐，他们的贪得无厌导致民众对之产生了比税收实际增加更大的抱怨。12世纪初期，包税制度已经成为常规，几乎所有省区的税收都交给了包税人。事情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他们设法比先前确定的税额额外征收更多地税，达到两倍之多。[54]除了缴纳各种税收外，还有许多以实物支付的费用和劳役义务，这些在当时特别沉重。民众被迫为建造舰船、修筑要塞、架桥铺路提供物资和劳动力，他们还要为帝国官员和军队提供膳食、居所，常常是免费或者是以极低的价格为过往的军队提供运输服务和各种食物。[55]这意味着国家只是部分地提供保持帝国防务和维持军队的花销，而其他开支都直接落在了民众的肩上，后者在这个时期显然承担着极为沉重的负担。政府通过这种办法在财政大危机时期得以顺利摆脱出来。而它在这个时期的紧急问题之一就是重建防务体系，这一任务要求必须招募大量外族雇佣兵。此期，拜占廷军队是由各种外族人构成的，其中包括瓦兰吉亚人、罗斯人、帕臣纳克人、库曼人、突厥人、法兰克人、德意志人、英国人、保加尔人、阿巴斯吉人和阿兰人。[56]

与雇佣军并存的本国军队再度开始显示出其重要性。小军役土地当然不再成为拜占廷军队的主体，因为原来的农兵地产几乎完全成为封建化进程的牺牲品。尽管农兵尚未彻底消失，但是他们在军队中只起着微不足道的作用了。拜占廷军队的体制此时建立在纯粹的有条件封授土地的封建制度基础上，支撑其实力的真正力量是&ldo;普罗尼亚&rdo;大地产。普罗尼亚制度用于军事目的的确是在科穆宁王朝那些大军事贵族统治期间，是拜占廷帝国加强其防务的主要原因。相反，在马其顿王朝和杜卡斯王朝时期实行封授官职头衔同时赏赐普罗尼亚地产，这种做法实际上并没有考虑军事服役因素。正是在阿莱克修斯一世&iddot;科穆宁统治时期，[57]这种制度开始获得了军事特征，并一直保持到帝国灭亡。普罗尼亚地产此时附带军事义务，因此一般称之为&ldo;士兵地&rdo;（）。普罗尼亚士兵成为全副武装军备齐整的骑士，根据其获得的普罗尼亚土地的价值确定其带领的部队人数的多寡。[58]除了这种土地外，全部大地产甚至教会地产也都负有强制性的征兵义务，尽管它们提供的多是轻装步兵。[59]

普罗尼亚地产并非普罗尼亚士兵个人的产业，它是不能转让的，最初它也不能世袭。其所有权和无限处置权都由国家控制，国家根据自己的需要，封授和收回普罗尼亚地产。但是，普罗尼亚地产一旦封授给普罗尼亚士兵，他就成为封授土地的绝对主人和主宰，是定居在土地上的农民的领主，他占有这块土地直到其生命结束，这成了一条定制。普罗尼亚地产和中期拜占廷帝国的军区军役地产分别产生于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前代出现的军役地产是小农的军役土地，而普罗尼亚地产虽然表面上被称为军役地产，但是其主人都是大地主和封建领主，他们的地产是由土地之上的农民耕种的。封授普罗尼亚地产不仅涉及土地本身的转手，而且还涉及土地上农民的转手，后者因此成为普罗尼亚士兵的&ldo;帕里科&rdo;依附农[60]，后者必须向普罗尼亚地产主缴纳其全部苛捐杂税。正是这些征收捐税的权利和普罗尼亚地产的收入构成了普罗尼亚的价值，在接受普罗尼亚的人看来才有吸引力。

图45　大教长尼基弗鲁斯向文法学家约翰祝贺胜利。引自《赫鲁多夫圣诗集》，成书于9世纪后半期，现存莫斯科历史博物馆，手抄本129d号政府为了解决紧迫的难题而极力推行普罗尼亚制度，其重要作用自然是促使此后以这种方式封授出去的大地产数量持续增长。因此，封建化的过程不断加速加强，普罗尼亚制度是拜占廷封建化中特征最为明显的形式。后来，这种制度蔓延到拜占廷帝国以外地区，并在南斯拉夫各国生根发芽，它在这些国家封建主义的发展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61]

阿莱克修斯一世时期，&ldo;慈善管理权&rdo;即将修道院和修道院产业转交俗人管理的制度也出现了变革。这个制度在11世纪已经有极大的发展，其目的在于促进修道院经济的发展，但是却导致了严重的腐败，因而引发了教士阶层的不满，在教会的宗教会议上常常遭到指责。[62]然而，它一直存在着，有时甚至还受到许多资深而显贵的教会上层的辩护，其主要原因是它提供了修道院经济活动的一个出口，否则这些活动就会受到教会产业不可转让规定的严格限制。早先，这类权利大多是由教会当局进行封赐，但是如今，皇帝本人以这种方式亲自把它们当作封地被封授出去。[63]&ldo;慈善管理权&rdo;的封授不同于普罗尼亚地产的封授，它不强制接受者承担任何军事义务，但要向国家支付少量的报酬。皇帝还可能希望限制修道院地产的大量增长。无论如何，毫不奇怪，他这样利用修道院必然使教会圈子的成分复杂起来。[64]

同样，阿莱克修斯一世在强行向教会财产下手时，遭到教会的强烈反对，当时对诺曼人的战争已经开始，在教会反对派的压力下，他不得不保证以后归还这些没收的教产。1082年8月，他甚至颁布了一道法令，对自己的行动表示自责，并禁止以后再出现任何教会产业的转移。[65]但是，在几年后面临必须寻求应对新威胁的出路和办法时，这道法令并未阻止他本人再度对教会财产下手。[66]然而，由此导致的教会和国家关系的疏远只是暂时的，如同通常出现的情况，教、俗两大权力之间存在基于其重大共同利益的互谅互信和相互合作。皇帝和教会通常会一致反对威胁两者统治管理的异端运动，正是皇帝担负起这类行动的领导职责。这个时期，伯格米派教义在各种强大的东方异端思想影响下，在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领土上广泛传播，它在拜占廷帝国内，甚至首都本身也有许多追随者，以至于皇帝认为清除这个极为威胁的异端是国家的神圣使命。伯格米派领导者瓦西里（basil）及其弟子和追随信徒拒绝认罪，故遭到彻底剿灭。[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