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府机构的变动接着引起了教会当局管理机构的变动。新政府与伊格纳提乌斯之间根本不可能友好合作,因为伊格纳提乌斯与前朝的狂热派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伊格纳提乌斯被迫辞职,大学者弗条斯于858年12月25日继位担任大教长。对教会而言,这意味着开始了一个混乱的时代,可能是目前所知拜占廷教会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弗条斯是极为杰出的思想家、最卓越的政治家和最精明的外交家,即便他担任了君士坦丁堡大教长职务也是如此。在教会政策方面,他继承其前任塔拉西乌斯、尼基弗鲁斯和美赛德乌斯的政策。像他们一样,他因此受到狂热派的反对,他们在斯图迪特修道院院长尼古拉斯(nicholas)领导下,反对政府不按教会法规任命他为大教长,并坚持承认伊格纳提乌斯的合法地位。两派之争由此而起,一派支持弗条斯,另一派则支持已退位的大教长伊格纳提乌斯。
图30 象牙雕刻,大约制作于400年,现存柏林国家图书馆但是,比这一内部冲突更为重要的是与罗马的斗争,新任大教长必须面对教廷。在毁坏圣像时代之后,特别是在西方帝国的建立而产生的更直接的影响下,教会两大势力间针尖对麦芒的关系进入了新阶段。狂热派如同他们自己表现的那样不谙世事,完全缺乏对时代的洞察力,继续逢事便向罗马申述,他们狭隘的教义理论具有逆新形势潮流而动的特点。不仅皇帝尼基弗鲁斯对现实情况十分了解,而且单纯虔诚的皇后塞奥多拉和前大教长美赛德乌斯也心知肚明,前者禁止其大教长按惯例向教皇呈送会议报告(参见第159页),后者则很难被认为是罗马教廷的敌人(参见第163页)。塞奥多拉和美赛德乌斯认为没有必要像伊琳尼皇后那样,在其召开宗教大会前向教廷申报,不一定非要请求罗马认可其恢复圣像崇拜的政策。历史必然性提出的要求是,拜占廷帝国一定要剥夺罗马教廷那种基督教普世主义的思想,同样西方也已经摧毁了拜占廷国家的普世主义的思想。这一过程的关键步骤是由弗条斯完成的。
当弗条斯卷入与伊格纳提乌斯派的争端后,他至少从一开始就不希望也不打算与罗马闹翻。他向罗马抄发会议报告,希望教皇对其任职表示认可,以便为其提供反对拜占廷内部敌人的武器。但是,就在他晋升成为大教长之前几个月,圣彼得教宗宝座也迎来了新教皇尼古拉斯一世(nicholasi),此人是个极为精明且精力充沛的政治家,其终生的抱负就是将罗马普世主义的世界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52]尼古拉斯设法挑起拜占廷教会内部的争端,并使自己成为最后的仲裁者,同时决定支持伊格纳提乌斯,撤销对弗条斯任大教长的承认,理由是其任命违反教会法规。弗条斯被任命为大教长,事实上的确违反了教会法,但是,他的任命与塔拉西乌斯的任命没有任何区别,后者担任大教长图30象牙雕刻,大约制作于400年,现存柏林国家图书馆192之前也是个普通信徒,也是在其前任被强迫辞职后由世俗官阶转而成为大教长的,却得到了教皇的承认和支持。而尼古拉斯一世想要确立起这样的原则,他作为基督教世界的首脑,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对教会事务争端都享有最终裁决权。而且,他为此目的毫不动摇,甚至当其使节在君士坦丁堡面对弗条斯高超的外交技巧有条件的屈服,即接受861年宗教会议认可弗条斯的任命和罢免伊格纳提乌斯的决议后,他也没有退缩。尼古拉斯断然否认其特使的态度,于863年在拉特兰宫召开会议,公布了与其使节相反的决定,宣布罢免弗条斯。
但是,他低估了其对手的实力,弗条斯积极应对这个挑战。如果教皇为自己确定的任务是行使其基督教世界普世权力的话,那么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也同样把确立自己的独立性当作其任务。原始基督教五大教会领导权的理想早已是过往的历史,烟消云散了,但却是斯图迪特派的塞奥多利的梦想。[53]时光飞逝,世事变迁,东正教的拜占廷帝国在异端皇帝们的专制统治下衰弱不堪,正等待着罗马的拯救。其他三大教会,即东方各大教会的主教区都在阿拉伯人的外族统治下被迫害而消失了。拜占廷教会只有一个领袖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他如同皇帝是整个世俗生活的中心和至高点一样,成为整个拜占廷教会生活的中心。在几个世纪的发展中,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建立了其权力和权威,他在反对异端的内部斗争中是个胜利者。如今他拥有一个强大的正统世俗政权的全力支持,这个政权充分理解其心意和思想变动,并使这种理解很快遍及整个拜占廷帝国境内,不久还传播到帝国以外地区。拜占廷教会如同帝国一样,正在经历其最美好的时光:将目睹其强大的影响范围向斯拉夫世界扩展。弗条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有着比当时任何人都高明的鉴赏力,他比任何人都清醒地洞悉这个新时代的来临,明了新的任务及其实现的可能性,并为此铺平了道路。
米哈伊尔三世在其将军们的有力支持下,倾注以极大的精力发动了对阿拉伯人的战争。然而,拜占廷人在西西里却接二连三地丢城失地,即便使出浑身解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能阻止西西里岛被攻占,更不能阻止阿拉伯人向意大利南部的进军。到米哈伊尔三世统治末期,在西西里只剩下了叙拉古和陶尔米纳等最重要的城市尚由拜占廷帝国控制。在小亚细亚,拜占廷帝国停止进攻。早在856年,巴尔达斯恺撒之弟、时任色雷斯松军区将军的彼得罗纳斯(petronas)在撒莫萨塔附近地区发动了战事,突袭到阿米达。由此,他进一步攻击了特非里斯,而后携带大量战俘班师回朝。[54]3年后的战争也是在撒莫萨塔地区进行的,这次由巴尔达斯恺撒和年轻的皇帝率领,似乎也取得了胜利的战果。[55]与此同时,拜占廷舰队再度出现在达米埃塔近海。帝国特别重视在小亚细亚地区修建要塞,皇帝重新建设已经被穆塔西姆夷平的安卡拉,并在尼西亚加强城堡要塞建设。[56]这些最新的胜利和在陆地海洋上的大胆进军肯定激发起了拜占廷人的士气,但是只为帝国带来些许具体收获,特别是阿拉伯人也不乏反击行动,战争时断时续,经常伴随着和约,以及双方不断进行的交换战俘活动。863年,拜占廷人在抵抗美里特奈埃米尔奥马尔的军事进攻时,取得了重大的关键胜利。奥马尔一度穿越亚美尼亚军区,占领了黑海沿岸重要港口城市阿米苏斯。但是,他在亚美尼亚军区和帕弗拉格尼亚军区之间的边境地区遭遇了杰出将领彼得罗纳斯率领的拜占廷大部队。9月3日,双方在此爆发激战,阿拉伯军队全军覆灭,奥马尔本人战死。[57]这一仗确实为25年前塞奥非鲁斯在阿莫利乌姆城遭到的失败进行了光荣的复仇。彼得罗纳斯取得的伟大胜利是拜占廷人和阿拉伯人斗争的转折点。从阿拉伯人第一次入侵直到利奥三世在君士坦丁堡取得的胜利,拜占廷帝国只是为生存而苦苦挣扎,而后在一个多世纪里,拜占廷帝国一直忙于十分艰难的防御战争。但是如今,在863年大捷后,局势发生了转变,拜占廷人在亚洲发动进攻的时代开始了。这个反攻开始时虽然缓慢,但是它在10世纪后半期却发展得极为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