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张作霖以大元帅名义入主北京中枢的最后一幕。由上一年六月十六日成立以来勉强算是一年的军政府,就此宣告收场了。
这时的张学良,却比他老子有着另一种的感受。车站上送行的一幕,他固然不无曲终人散的唏嘘,与此同时,他却也不无一种万般有了解脱的安堵。也许应该说,他如其兴奋的有感于最后这一幕,毋宁是在迷茫中观赏了这一幕;当然,他不会一开始时便期待着有这一幕。不过,事实上他也并不觉得这一幕来得太属意外。6
专车驶抵天津时,张作霖的日籍顾问町野武马找个借口下车了,并且没有再回来。这更引起人们的猜疑,许多人都有些提心吊胆,生怕出事。当然,对于这位町野先生,现在人们的看法不尽一致,有的认为张作霖在准备启程出关之前,对于有人可能要加害于他的事,已有所闻,但町野却表示愿亲自陪他返奉,以释张疑。也有的则认为他的下车不是偶然的,是由于他事先知道情况不妙,因而借故溜掉的;但也有的则认为他的下车很可能是奉命行事,并非怕死,或曾充当内奸之类,因此人做张氏顾问甚久,是忠于张氏的。关东军少壮派要谋杀张作霖,他虽然不一定摸底,但是曾觉察到了的,在张作霖准备出关临走之前,他曾提出应在白天到达奉天,已有所暗示,可惜这个提醒未引起张氏的注意。是的,张作霖是有些大意了,他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总认为他堂堂大帅,实力雄厚,想打他的主意,岂不是以卵击石、飞蛾扑火?退一步说,即使有些不自量力之徒闹事,大不了也不过躲在一些沟沟洼洼里,朝他坐的火车放点冷枪,骚扰一下,然后就会象兔子似的跑掉,其他的事,是不会发生的。很明显,这是有点反常的,因为张作霖每出远门,在他行经之地,总是岗哨密布,坐有防弹汽车,行有大批卫士簇拥,甚至在乘坐的汽车内都有卫队营长掌握着一挺机关枪,汽车两边也站立着荷枪实弹的警卫人员。这次,不知为什么,据说他不让戒严,一切公开,对于安全问题,似乎还挺有把握似的。究其原因,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他过于轻敌,特别是他只考虑到各派军阀之间的明争暗斗,对于日本人的敌意,对于他此行可能会遇到的危险估计不足,也是他死于非命的一个关键。有道是:人每反常,即非好兆,出事也就难以避免了。
皇姑屯炸车案,说起来惊心动魄,可在案发之前,却一切如故,风平浪静:
6月3日凌晨1时15分,张作霖乘专车离开北京遄返奉天,潘复、刘哲、张景惠、王荫泰、英德惠、杨毓珣、何丰林、陈兴亚、于国瀚、阎泽溥及张之六夫人、三子张学曾等30余人及日本顾问仪峨诚也、町野武马同行,专车共18辆,张作霖坐在第三辆蓝钢皮车厢,是当年慈禧太后的花车。列车过津时,町野武马、潘复下车,常荫泰上车。过山海关站,前来迎接的黑龙江督军吴俊陞加入,张改乘第四节车厢,紧靠蓝钢皮车厢的后面。
&ldo;相传离平时,其密探曾有日人谋害之警告,张问町野武马,町野自请偕行,以释其疑,然町野在津下车,仪峨则继续同行。&rdo;(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第215页)另据时任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的森岛守人回忆说:&ldo;策划炸车阴谋的有关人员,恐怕只有两三个人。……决定以大局为重,就是牺牲仪峨这个人也在所不惜。&rdo;(《阴谋&iddot;暗杀&iddot;军力‐‐一个外交官的回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23页)。
6月4日清晨,5时23分,天刚破晓,皇姑屯南满铁路车站的日军监视岗亭透过探照灯,发现挂有蓝钢皮车厢的列车奔驰而来。&ldo;来了!毫无所知的张作霖一行乘坐的列车到达了交叉点。&rdo;(《我杀了张作霖》)&ldo;轰隆一声,在爆炸声响的同时,空中升起了高达200米的黑烟,我想张作霖的骨头是不是也飞上了天,对这猛烈的黑烟和爆炸声,连我自己都惊讶和害怕,药力实在太大了,的确如此!&rdo;(同上)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南满铁路吊桥的钢板下塌,将张作霖专列的前后三节车厢压碎,吴俊陞殒命,张作霖负重伤,急救回沈阳&ldo;帅府&rdo;,于上午九时毙命。
&ldo;皇姑屯事件&rdo;发生后,奉天秘不发丧。第二天即发布戒严令,委齐恩铭为省城戒严司令。一面通知在京的张学良迅速返奉。6日,奉天省长公暑为应付日本及稳定政局,发出通电佯称:&ldo;主座(张作霖)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城亦安谧如常。&rdo;直至17日张学良回到沈阳并就任奉天军务督办后,奉天省长公署才于21日正式宣布张作霖于当日下午逝世。7
这起严重的炸车案是谁干的?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虽然众说纷纭,但奉、日双方都心中有数。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奉方对此事采取低调态度,甚至有意掩盖它的真相。但纸哪能包得住火,当时的国内外舆论,特别是最敏感的中外电讯,还是都把锋芒对准了日本,一致断定是他们干的,并有许多尖锐的、一针见血的指控:
张作霖的离京时间十分诡秘,专车班次一路上的多次改动,到奉天城之确切时间连专车司机也不确知。只有密布在京奉道上的日军侦探随时报告行车时刻,才能在专车开到三洞桥时,大炸弹在张作霖所坐的车厢爆炸,时间不差分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