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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第1页）

第三部分：酝酿张东荪和戴季陶拂袖而去

新渔阳里六号，最初原是李汉俊住的。一九一八年底，李汉俊从日本回来，租下此屋居住。后来，李汉俊迁往三益里，与哥哥李书城同住。他把新渔阳里六号转给戴季陶住。维经斯基访问了戴季陶之后，觉得这位国民党党员的家中更适合于召开一些座谈会。于是，除了在陈独秀家进行密谈，各种聚会便在戴季陶那里举行。最初参加那里聚会的是陈独秀、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张东荪。邵力子有时来坐一会儿，又匆匆坐着他的黄包车走了。

维经斯基产生了这样的设想：&ldo;把《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乘五四运动的高潮建立一个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物联合起来，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或是中国社会党。&rdo;2包惠僧：《党的&ldo;一大&rdo;前后》，见《&ldo;一大&rdo;回忆录》，知识出版社一九八○年版。《新青年》的主持人是陈独秀、李大钊，《星期评论》的主持人是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时事新报》的主持人是张东荪‐‐维经斯基最早的建党蓝图里，包括了这些&ldo;笔杆&rdo;。开了几回座谈会，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维经斯基终于把建党的设想，明确地向这几位&ldo;笔杆&rdo;提了出来。&ldo;这样一来，首先就吓倒了张东荪，他立即退出了这个运动。&rdo;2张东荪为什么一听要成立中国共产党或中国社会党，就要打&ldo;退堂鼓&rdo;呢?&ldo;据说张东荪所持的理由是：他原以为这个组织是学术研究性质，现在说这就是共产党，那他不能参加。因为他是研究系，他还不打算脱离研究系。&rdo;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一七五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所谓&ldo;研究系&rdo;，原是梁启超、汤化龙等成立的&ldo;宪法研究会&rdo;。后来演变为&ldo;不再过问政治，专心从事学术研究&rdo;的&ldo;研究系&rdo;，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为机关报。张东荪作为《时事新报》主编，是&ldo;研究系&rdo;首领之一。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学说可以作为&ldo;学术&rdo;进行&ldo;研究&rdo;，而他不愿介入政治‐‐参加共产党。这位叶公好龙式的&ldo;社会主义者&rdo;，告退了。从此，他不再参与新渔阳里的座谈。维经斯基所设想的&ldo;三刊同盟&rdo;一下子少了一家。张东荪虽然退出，而出席座谈会的人仍不断增加。当年曾出席座谈会的北京大学文科毕业生袁振英，在一九六四年曾作如下回忆：&ldo;一九二○年五月，陈独秀约我同戴季陶、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风、俞秀松、叶天低、李季、周佛海、杨明斋和李达、刘少奇等社会主义者（引者注：袁振英此处所回忆的名单有误，有些人是在五月后才参加座谈会的，如李达、刘少奇等），同俄国代表到戴季陶宅新渔阳里六号，密商组织共产党的办法，由张继和柏文蔚出头，由戴季陶起草共产党纲领（原注：这一点是听说的，纲领是交给陈独秀，由陈拿给大家讨论）……&rdo;《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一讨论起提纲来，意想不到，一个重要的角色又打起了&ldo;退堂鼓&rdo;。

此人便是中国共产党纲领最初的起草者、会场寓主、《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

戴季陶为什么要退出呢?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当时从日本回国省亲，路过上海而出席会议的周佛海如此说：&ldo;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俄国人维经斯基在座。维大意说：&lso;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面。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革命。&rso;他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lso;中国共产党&rso;。当天讨论没有结果。东荪是不赞成的，所以以后的会议，他都没有参加。我和雁冰（引者注：即沈雁冰，笔名茅盾）是赞成的。经过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南方由仲甫负责，北方由李守常（李大钊）负责。当时所谓&ldo;南陈北李&rdo;。上海当时加入的有邵力子、沈玄庐等。戴季陶也是一个。不过他说，孙先生在世一日，他不能加入别党，所以《中国共产党党纲》的最初草案，虽然是他起草的，他却没有加入。&rdo;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报社一九四二年版。

邵力子说得很婉转：&ldo;戴季陶退出时，说因有不方便处。&rdo;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见《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茅盾则说：&ldo;戴季陶不干的理由是怕违背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rdo;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一七五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李达道出了背后的情形：&ldo;在这个时候，&lso;中国共产党&rso;发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维经斯基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联系，他不懂得什么理论，在中国看了看以后，说中国可以组织中国共产党，于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戴季陶等人就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孙中山知道了这件事，就骂了戴季陶一顿，戴季陶就没有参加组织了。&rdo;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见《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