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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第1页）

&ldo;这次胜利不管是否是决定性的胜利，我们总是有了很大的缴获，有了很大的补充，比在倪家营子苦战二十多天的收获还大，损失却微乎其微，全军精神振奋，信心大增，这是二；

&ldo;在没有中央命令的情况下，由于形势危急，东返自救，这能不能成为理由，我很犹豫，就像一个为了全局胜利而派到一个山隘口上打阻击的部队，只能与阵地共存亡，而不能因为损失过大就撤出阵地……这是三；

&ldo;中央给我们在肃、甘、安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显然没有变……这是四……&rdo;

总指挥为之动容了，他的低沉的声音里有一种内在的冲动：&ldo;昌浩同志，你说的全是需要，不能说不对；而我想的却是可能，我们现在人困马乏，还有什么力量建立根据地呢？我再重复几句，我们好不容易突围出来，回去不是自寻灭亡吗？&rdo;

总指挥很少这样激动过。

&ldo;我们不必再争了，&rdo;陈昌浩和缓地说，&ldo;明天召开军政委员会再来讨论决定吧，让我们再想一想。&rdo;

在总指挥起身的时候，陈昌浩想起了一件事，需要跟他商量：

&ldo;安宝山回总部来了，他带来了一个骑兵小分队，这次作战胜利，他们勇敢机智的配合，起了很大作用，你看怎么安排他们的工作？&rdo;

&ldo;你先找他谈谈吧，我们的几个主力团的干部没有配齐，请组织部统一考虑一个意见，报总部来批一下就行了。我们还是应该好好休息一下……我也希望明天的会议不要拖得太长！&rdo;

第7章龙渠会议

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可怕的沉默，时间似乎凝住了，就像历史本身停住了脚步，恭候会议作出与西路军成败攸关的决策。

陈昌浩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要重返旧地，坚持斗争，等候中央新的指示，等候时局新的转机，为了避免出现他与总指挥昨晚那种争辩，他提出了防止军事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逃跑。

这两顶沉重的政治帽子扣在会场上，与会者都是从历次路线斗争中过来的，哪个还敢轻易表态？哪个还敢提不同的意见？

所有与会者都不愿意先发表意见，有的埋头吸烟，有的看着手中的地图，却都在思考如何说好。

显然，陈昌浩提出重返倪家营子，出乎大多数同志的意外。虽然他讲了一、二、三、四条西返的理由，但是大家在东返自救的兴奋遐想中走得太远了，要想扭转回来是困难的。

与会的大多数同志不管是直接接触还是间接了解，都知道陈昌浩的个性特征：他是才学渊博的知识分子，能写文章，能讲演，讲起马列主义来一套接一套；能懂好几国洋文；他年轻，气盛，有才华，有热情，有干劲，做事雷厉风行。仅就这一些，还不能获得许多工农干部的尊崇，因为他们最瞧不起&ldo;夹皮包，作报告，会总结，会提高&rdo;的只讲空话不干实事的领导者。

陈昌浩不是这样，他兼有文官武将的共有特色，既是理论家也是实干家。在鄂豫皖根据地时，张国焘也让他三分。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他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张国焘称之为二十八宿）之一。那时，他瞧不起张国焘，认为他是老右倾机会主义者。可是，当生活转入新的航道时，他们都跟着急流转弯，在整肃鄂豫皖党政军组织时，陈昌浩发现张国焘并不右倾，在大肃反时，却是苛烈绝情左得出奇。

左的人并不事事都左，右的人也并不事事皆右。后来，他与张国焘一道工作期间，一直配合得很好，他忽然发现原来的所谓左、右，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就像两个人共攀一座陌生的荒山，一个说从左边上好，一个说从右边上好，目标都是一样，既可以争个面红耳赤，也可以平心静气商量一番。

当陈昌浩由共青团分局书记接任曾中生的红四军政治委员职务时，他和张国焘在大政方针上就完全一致了。在白雀园&ldo;大肃反&rdo;时，两人配合得紧密而且默契。自从他当了四方面军的总政委之后，简直可以说是不可一世了。那时他才二十五岁，这并不是成熟的年龄。他那文化人好冲动的气质与他独挡一面的重任，是不相适应的，他并没有发现他的地位犹如身处悬崖绝壁的那种致命的危险。

他肯干、敢干、能干，他甘冒锋镝亲临前线，这里摘引总指挥在事过五十年后的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回忆：

那天白天，陈昌浩坐上飞机到黄安上空扔炸弹，散发宣传品。骚扰敌军。这架德式机是四川军阀刘湘的军用飞机，我们于一九三○年初在宣化店缴获的，驾驶员叫龙文光，从南京驾机回四川，迷航后汽油烧完，被迫降落在根据地。飞机运到新集后，陈昌浩坐上它穿越白区，去过皖西根据地。他那时才二十七岁（据史料记载，陈昌浩一九○六年生，此年应为二十四岁），干起来真行，也有办法，怕驾驶员不可靠，在白区降落，就带上手枪，也拿着手榴弹，逼他听指挥。

此外，还有许多令人听之颇为纳罕的事：

一位局长正因一件十分挠头的事而烦躁懊恼时，电话铃响了，他拿起电话想也没有想就骂了句：

&ldo;他妈的，偏在这种时候来电话，你就不会等一会儿吗？&rdo;

他啪嗒一声，把耳机拍到支架上，竟然没有听出这是总政委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