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信中将我爷爷的死与王国维类比,我觉得与之更为相似的倒是老舍之死。他们都是纯朴的知识分子,又都是在相似的时间段里,选择相同的方式离开人世--投湖自尽。我想,毫无疑问,他们有过相似的心灵的挣扎和最后的决断。
学者黄子平曾经在《千古艰难唯一死》一文中,探讨了像老舍这样的文人为什么会选择自杀。他搜集了&ot;文革&ot;以后许多人对老舍自杀行为的解释和阐述,他一层一层地深入,一直深入到那&ot;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ot;。
&ot;活着,还是死去&ot;,真的是哈姆雷特和我们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千古难题啊。
选择死去,首先的原因是:士可杀而不可辱。
汪曾祺有一篇《八月骄阳》的短篇,以一些旁观者的视角来观察和思考老舍之死。人们看到,&ot;那个人在椅子上坐着,望着湖水&ot;。最后,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老舍死后,几个老北京在一起聊天。
张百顺问:&ot;这市文联主席够个什么爵位?&ot;
&ot;要在前清,这相当个翰林院大学士。&ot;
&ot;那干吗要走这条路呢?忍过一阵肚子疼!这秋老虎虽毒,它不也有凉快的时候?&ot;
顾止庵环顾左右,沉沉地叹了一口气:&ot;&039;士可杀,不可辱&039;啊。&ot;
王利发说:&ot;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ot;
这就是一群老百姓的理解,看似不着边际,实际上切中肯綮。
是的,再毒的红太阳,也有落山的时候啊。但是,有的耻辱是无法忍受的。而死亡是耻辱者唯一的抗争手段。
其次,让这些毅然赴死的人感到不可理解的是:为什么糟踏中国文化?
当爷爷的蝴蝶标本被毁坏的时候,当更多的知识分子的书籍被焚烧的时候,他们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死,还等什么?
苏叔阳有一篇《老舍之死》的文章,其中提出一系列的问题:老舍为什么选择太平湖呢?他一定经过深思熟虑--究竟死在哪里合适?他的选择是不是出于那家族血缘、眷恋故土的强烈感情?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写到,主人公祁天佑被日本兵打了一巴掌以后,&ot;现在,他挨了打,他什么都不是了,而只是那么立着的一块肉。&ot;没有想到,最后作家自己也亲身体验到这样的屈辱。
所以,他像祁天佑一样,不能等待、不能苟活了。
他向死而生。
第三,作为后人,我们可以继续这样的追问:死,可是要理由的么?
陈村写过一篇题目就叫《死》的文章,谈的是傅雷之死。他写道:&ot;在动乱岁月中,我们说到你,说到你的死和众多的死,说到苟活的我们和我们不堪的苟活。&ot;傅雷活在东方的恬淡与西方的浪漫激情之中,活得忧郁、焦躁、柔情又不乏率直。我们从他那纵横交错的手纹中,认出困顿的童年,认出甜美的爱情,认出勤勉与正值、压抑与愤懑,更认出不谙世故与洁身自好,他&ot;不是不屑,却是不能&ot;。
我们永远也无法还原前人的心灵状态。然而,我们总有一天会意识到:前人做出抉择时候的理由,也将是我们的理由。
第四,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他们并没有死去。
德?普鲁斯说:&ot;幸存是一种特殊的经历,幸存的价值已远远超出幸存者的个人经验之外。&ot;那么,抗争同样是一种特殊的经历、一种特殊的价值。
抗争的那一短暂瞬间,激活了历史的记忆;抗争的那一短暂瞬间,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最近,陈徒手写了一本名叫《人有病天知否》的书,副题叫《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其中,专门有一章《老舍:花开花落有几回》,剥茧抽丝般地透视了老舍晚年的生活境遇和精神状况。这篇纪实性的文字写得抑扬顿挫、一咏三叹。
以老舍的敏感和智慧,早就预料到了厄运的降临。老作家林斤澜曾经透露说,&ot;文革&ot;前夕,老舍几次跟文联机关的人讲,七十岁以后我就退休,闭门不出。你们不要弄我了。老舍还时常提到,年轻时有人劝他不要干文学,干了没有好下场。他半是玩笑半是悔意地说,后悔没有听进这话。
陈徒手在文章的结尾写道:&ot;《茶馆》后面的故事依次展开,却以剧作者、导演、演员的悲惨遭遇演绎中国社会地变迁,舞台背后的一幕幕场景比剧作本身更真实、更残酷、更无情。老舍以他的沉湖为作品作了一次无言的讲解,把解不开的思想疙瘩不情愿地留给后世。&ot;
所以,等到&ot;文革&ot;一结束,《茶馆》剧组的人们一下子似乎重新读活了《茶馆》,读懂了老舍。
但他们又惶然表示:不能全懂。
是的,老舍的死,绝不能只怪罪于那几十个抡着皮带打人的红卫兵们!
日本作家开高健以老舍之死为题材,写了一篇题为《玉碎》的小说。文学评论家刘再复感慨说:&ot;玉碎,这个意象在我胸中滚动了三十年。我的故国的杰出人物一个一个惨死,不是死于战争,而是死于没有硝烟的另一种暴力,权力的暴力和语言的暴力。……玉的碎片炸开了。碎片直刺我的心肺。我已心疼很久了,此刻还在心疼。&ot;
玉碎,一个多么轻描淡写又多么惊心动魄的意象啊--玉碎,就是一个个善良的生命的消逝,再也没有办法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