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与俞琤并肩作战,又有另一段古。话说《年青人时间》早期的三位监制,在六十年代末期先后离开,于是“商台”加聘了三位监制,分别是:梁少容、梁焕钊与梁玉冰;俞琤那时是“商业二台”的皇牌女dj,她原来的节目监制何俭航一走,其他几位新人不敢接手,于是这个责任又落到陈任头上,除了乐仕《今日这歌》外,陈任又“挂名”做俞琤节目的监制,一做就是大半年。
说做俞琤节目的“挂名”监制,真是一点不假。因为整个节目制作,她都可以一手一脚全部做妥,兼且十分出色,根本不需要任何人“监制”她,只是碍于当年“商台”的制度,陈任才“挂名”者;不过这“挂名”也有好处,俞琤的节目差不多是信心的保证,一定做得好,广告爆棚,于是年尾加薪,陈任亦“与有荣焉”,论“功”(?)行赏,实在要多谢俞琤。
在“商台”的日子,陈任还与陈韵文在“一台”主持过一个名为《流行歌曲话当年》的怀旧(英文)金曲节目,由胡沙监制。陈韵文对经典金曲素有研究,经常捧着几本大书进播音室做节目,碰巧经典金曲也是陈任的“心头好”,二个拍档主持,敢信十分出色,韵文(在节目内)较稳重,陈任则轻松风趣,二个相得益彰,连监制亦不时称赞。
韵文当年脾气刚烈暴躁。一次录音,陈任迟到十五分钟,这当然是自己不对。于是抵现场,已经低头认错;不料韵文得势不饶人,继续破口大骂,历时十余分钟,陈任斯时亦年少气盛,一怒之下,拂袖而去,节目录不成,以后也不再合作。
七二年九月,“港台”中文台长周乃杨因病提早退休,由张汉彪接手,他托陈任挚友、“港台英文台”dj郭利民(uncleray是也)来游说陈任过“港台”,终于七三年初成事,结束了陈任的“商台”生涯。
唐 琼
巴金在香港发表《随想录》期间一批信件注释
前 言
巴金在上海写作《随想录》的八年(一九七八—一九八六)期间,给笔者(唐琼是潘际坰的笔名)的信,共有一百多封,最后一封是一九九四年一月。这位德高望重、誉满国际的老作家后来从中选出十七封,于上海文学刊物《收获》“作家书简”栏发表,见《收获》(巴金主编)一九九二年第四期,但“收信人(潘际坰)的话”似无必要转载。拙文以这十七封信为主,有时也参考其他来函。我想,先就一两封信其中一部分但十分重要的内容,增加笔者所知背景资料,注释或说明,以示全貌。《纪念鲁迅先生》一文报纸发表时横遭删改,老作家盛怒之下,宣布“罢写”,这件事,不,这事件,也许可以列入香港文学史的。
其次,十七封信根据收到先后编号,再按《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五卷书写作时期,分别排列,仅作一般注释。最后,将《随想录》手稿捐赠京沪三家图书馆以及《随想录》十种版本概况,略加介绍。
这八年,也是《随想录》一百五十篇文章从香港《大公报》首先发表,提前辑集为五卷本单行本,最后更有合订本分别在香港和北京问世的过程。
我想先从《随想录合订本新记》摘录作家所谈创作经过亦即心路历程,可以解答为什为先在《大公报》发表问题,这也许是读者愿意知道的。
碰巧(日本)影片在京公映,引起一些奇谈怪论,中央电视台召开了座谈会,我有意见,便写了文章。朋友潘际坰兄刚刚去香港主编《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他来信向我组稿,又托黄裳来拉搞、催稿。我看见《大公园》有几个专栏,便将谈《望乡》的文章寄去,建议为我开辟一个《随想录》专栏。际坰高兴地答应了。我最初替《望乡》讲话,只觉得理直气壮,一吐为快,并未想到我会给拴在这个专栏上一写就是八年。
他又不无愤慨地说:
绝没有想到《随想录》在《大公报》上连载不到十几篇,就有各种各类叽叽喳喳传到我的耳里。有人扬言我在香港发表文章犯了错误;朋友从北京来信说是上海要对我进行批评;还有人在某种场合宣传我坚持“不同政见”。点名批判对我已非新鲜事情,一声勒令不会再使我低头屈膝。我纵然无权无势,也不会一骂就倒,任人宰割。……
……一方面是打手们的攻击和流言蜚语的中伤,一方面又是长时期的疾病缠身,我越来越担心会完不成我的写作计划。我又害怕《大公园》主编顶不住那种无形的压力。
老人对平庸的晚辈这种爱护之情,使我汗颜不已。这里我只希望读者谨记:他在写《随想录》之前。“文革”后期,上海王洪文等人还公然将巴金称为不戴帽子的“反革命分子”哩。
我以为,巴金愿意将《随想录》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发表还有历史因素。三十年代初起,《文艺》副刊长期在《大公报》(天津版、上海版、香港版、桂林版、重庆版)出现,初期的《文艺》主编是杨振声(小说《玉君》作者)、沈从文、(沈推荐的)萧乾,直至四十年代初的杨刚,其中有他的好友。三六年《大公报》主办文艺奖,巴金是十位评委之一。曹禺的《日出》荣获戏剧奖,小说奖是芦焚的《谷》和何其芳的散文奖《画梦录》,三人合领奖金一千元。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公报》上海版除萧乾等人编的《文艺》外,还有巴金老搭档靳以编的《星期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