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尊重。在悉心辨析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同时,对民族、民族情感应该给予必要的尊重。如果将民族现象分成民族、民族国家、民族情感、民族主义各个不同的层次,那么各层次之间是互为联系、层层推进的关系。对民族、国家、文化的爱戴,属于个体对其所属群体的自然情感,是集体认同、文化归属的内在需求,并因此生发出对外要求承认和要求尊重的愿望。对此,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都不难体验:对祖国江河山川的眷念,面对本国球队胜利时的欢欣若狂,听到国歌时的荡气回肠,等等。对于这种依恋与需要,我们既应该承认其存在的正当性,又必须认识到此类情感既可能激发近乎神圣的集体认同,成为推动建构民族国家的积极动力;也可能走火入魔,将民族推入仇恨与征战的旋涡。不同的引导、内外的压力、失败的悲情、胜利的骄傲都可能使民族情感或内聚为良性的爱国主义,或外现为极端的民族主义。过分压抑民族情感会导致反弹;过分宣泄民族认同则会诱发仇恨。要引导民族精神走向宽容、包涵、和平和具有建设性,应该给予民族情感必要的理解和尊重,正视其位置,承认其重要性。德拉诺瓦指出:&ldo;理解民族的概念不能简化为理论上的理解。民族的存在就像是美学和象征性的物品一样,以叙述和情感的形式表现出来。&rdo;
德拉诺瓦是从西方看世界的,对于他国民族情感的尊重,是当代西方反思的题中应有之意。以西方反思殖民主义历史为例。发源于西方的殖民主义浪潮,既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又留下了不可否认的族群仇杀罪孽。今天的西方学界,在大力反思自己文化的殖民罪责的时候,将民族主义的张扬同殖民主义的历史联系起来思考。这一方面论证了殖民地国家兴起的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有其历史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也应该使我们后来人看到一些在历史上危害甚烈的极端民族主义往往是从利用本民族的受到伤害的悲情发端的。对于我们东方的殖民时代的受害国来说,尊重民族情感,当然不能意味着重翻近代史上西方对东方的殖民旧账,以当今的民族主义报复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如果将历史反思停留于殖民与仇杀,人类可能沉溺于以暴易暴、冤冤相报的宿命,重蹈上世纪极端主义的覆辙。尊重民族情感是要尊重历史,尊重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正视历史、正视文化,吸取教训,进而超越历史。
第三是谨慎。德拉诺瓦告诫我们,对民族主义必须具体分析,不能把民族主义当作一般意识形态教条对待。一定的意识形态往往同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历史文化背景相联系,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则往往超越时空,在各个历史阶段和各个民族、各个文化区域都能大行其道。民族主义可以或隐或显、刚柔互换,时而暗流无声,时而呼啸汹涌,可以逆时而起也可以与世共谋。同是奠基于民族情感的民族主义,可能将民族利益作为最高依归,并最终葬送民族利益;也可能初始即是违背民族利益的,所谓民族主义只不过是为了个别集团利益欺世盗名而已。不同民族可以孕育类似的民族主义,同一国家在不同时代产生的民族主义也可能性质迥异。即使同一时期、同一国家的民族主义也可能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价值指向(如&ldo;二战&rdo;时期法国戴高乐和贝当所分别代表的抗战和投降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多重性格、多重形貌的特点是其优势也是其弱点。即使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表现出同其他强大意识形态相比更为强大和坚韧的生命力,但民族主义潮起潮落,或随波逐流,或狂傲不羁,往往仍必须依附和屈从于其他意识形态才能成活和发展。对民族主义谨慎以待,一方面必须对民族主义追本穷源,洞察其是否有表里如一的价值指向,发掘其建构、开放的因素,防范其专横、封闭的机制。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民族主义可能从左右两极都走向极端的危险。将民族主义看作拯救民族的灵丹妙药,放弃人类共通的价值追求,会将民族引向癫狂的深渊;而将民族主义看作洪水猛兽,无情鞭笞,很可能既会伤害民族主义借以依凭的民族情感,又会使民族主义获得发展动力而适得其反。
上文提到,从世界范围看民族现象,可以将形形色色的民族、民族主义置于普世与特殊的两极范式下去分析。从近代民族源起历程看,民族现象的上述两极集中体现于法兰西、德意志两种民族理念的交锋与博弈。以法国启蒙思想为代表的政治民族的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以德国浪漫主义为核心的文化民族的哲学基础是&ldo;整体主义&rdo;(holis)。一般说来,普世的个人主义以认同开放、建构未来为其特点,但普世开放也可能导致扩张,将&ldo;普世&rdo;理念强加于人,并最终走向极权主义;特殊的整体主义趋于封闭、排他,可以借用血缘、种族、文化之名,否定个体独立意志,拒斥自由选择,直至迈向法西斯主义。拿破仑可以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名义进行扩张,建立帝国;希特勒则将文化、特殊、血缘发展到极致,制造种族屠杀。近世以来世界历史的惨烈教训,要求我们警惕民族主义的两极走向。然而,从思想脉络上看,这两极分化并非总是泾渭分明。被柏林称作文化民族主义之父的德国18世纪天才思想家赫尔德(johanngottfriedherder)别具慧眼,他不仅点破了启蒙思想中所隐含的普世帝国主义危险,也看到了盗用普世之名施行强权专制之实的可能,尽管他并没有看到拿破仑称帝。18世纪的赫尔德站出来捍卫的不仅仅是文化的特殊,也是文化的多元。不过,赫尔德的理论虽然合理地解释了法国普世性民族主义在拿破仑扩张面前的崩溃,但却无力回答为什么属于德语文化的阿尔萨斯人会自愿选择归依法兰西文化?德拉诺瓦在本书中对赫尔德思想有精辟的论述,通过对其思想个案的剖析,他提出了发人深省的普世与特殊互相转换的问题。强加的&ldo;普世&rdo;会蜕化为特殊,而特殊对强加的&ldo;普世&rdo;的抵抗可能恰恰是捍卫了多元。不过,赫尔德没有想到,他的&ldo;文化民族有机论&rdo;为后来德国民族主义的恶性病变提供了养料。强加&ldo;普世&rdo;固然潜藏着导向帝国主义的危险,以特殊排斥&ldo;普世&rdo;也可能会步入种族主义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