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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6章（第1页）

我们对照阎崇年的行为，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阎崇年实际上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的“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

其证据如下：

阎崇年发布的所谓学术观点，充满了对满清皇帝的赞誉，充满了对汉族人民的歧视与诬蔑。发表学术观点，并不犯法，但是，阎崇年的这些言论，真的是学术观点吗？我们且看事实。支持阎崇年的这些所谓学术观点的历史事实，很多伪造的，不可信的，而且这些历史证据，也几乎都是阎崇年有选择性地挑选出来的。也就是说，阎崇年只引用支持他观点的证据，而对于他不利的观点却故意不提，所以，他所说的这些事实，只是事实的一部分，而不是事实的全部，不是涉及历史以及学术问题中有关事实的全部，而只是有利于该犯罪嫌疑人所持政治观点的事实。我们且不管阎崇年引用的所谓历史事实是真是假，即便他所引用的确实是事实，但因为那只是事实的一部分而不是事实的全部，而恰恰掩盖的这部分“事实”则事情的本质有则决定性的作用，如果将事件完整陈述，则他所持的观点将被完全推翻，所以即便他引用的史料是真实但也不能支持他的“学术观点”。因此，从这个事实出发，我们可以认定，阎崇年没有遵从历史研究以及学术研究所必须遵从的基本原则，所以，他的这些言论自然不能被称做学术研究，他只是借着谈论历史问题，而发表他的个人言论。由这个事实，我们可以明确地认识，他的所谓学术观点，其实只是他个人的主观的臆断，比如“明朝某皇帝肚子很大走路都要太监捧则”这种“事实”我们在任何明朝史料中都无法找到，但却在《新唐书》中找到了（安禄山就是个肚子拖到膝盖的大胖子），又如讲到万历查抄张居正的家时，特意语重心长关切地提到张居正的母亲‘80多岁的老人呀”！可是接着话题就转到张居正的家人在抄家封门时有饿死的，张居正的母亲‘80多岁的老人就此失踪！连寻人启示也没贴。不知道的还以为老人家流落街头，而实际然张居正虽然是一代能臣，在位时刚愎自用，作威作福，收受贿赂，积怨太深，张居正死后官员对他纷纷弹劾。并且，万历也没有对张居正的母亲太绝情。万历还给了1000亩地和一座空宅给张居正的老母亲养老，而阎崇年则将此事完全颠倒过来，类似这样捏造的罪名在他的演说中数不盛数，这些“事实”完全是他个人的主观臆断，里面充满了对“郐子手”的吹捧，对广大汉族同胞的诋毁、蔑视。这些事实，我们完全从他的印刷物，不管是公开发行的的，还是不公开发行的，也就是他的犯罪纪录中找到，他的这些所谓的学术观点，即不符合历史科学的基本原则，又不符合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更违背了基本的历史常识。而阎崇年作为清史“学者”，受过专业的历史培训，在这个学术圈内生存数十年，他不会不清楚这些基本的学术准则，也不会不清楚他所出版的违犯这些准则的出版物以及言论根本不能算是历史研究，不能算是学术观点。而他却在众多公开发行的印刷物中，在其自称的所谓学术研究中，公然违背这些基本原则，违背历史常识，这就只能说明，他的这些行为，不是学术研究方法的问题，更不是学术研究观点的不同，而是他的主观意愿，也就是法律上所说的“出于故意”。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判定，阎崇年的所谓观点，根本不是学术观点，这些言论实质上只是他阎崇年个人或他所代表的相关势力集团在政治上的观点，不能成为学术界内几个学者更别说是整个学术界的公识了，由以上事实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阎崇年的这些行为，根本不是历史研究，而是他个人的一种政治活动；而他发表的言论，也不是学术观点，而只是他私人的政治言论，只是他个人的民族关系言论。实际上，阎崇年的所谓历史论述，不过是他用来掩盖其发表政治性言论以及民族关系言论的幌子；他的所谓历史研究，不过是他用来掩盖其进行政治活动的伪装，所以，从本质上，阎崇年的言论，根本不是学术观点，而是他的政治演讲，是他对政治，对民族关系，发表的一种个人言论。也就是说，阎崇年的言论，根本不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而是属于个人言论的范畴。我们说，学术自由，但是每个人必须对自己的言论负责。既然阎崇年的所谓历史以及学术出版物，根本没有遵从学术研究以及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理所当然，阎崇年的出版物以及发言，名为学术，实为个人自由言论。所以，我们自然不能因为阎崇年的政治性言论以及民族关系言论中，大量借用历史“事实”，讲述“历史”故事，就认为他的这些言论就是学术观点。事实上，阎崇年的这些言论，遵循的是政治言论的原则，而历史不过是他用来佐证他的政治言论的佐料，是他用来伤害广大汉族同胞的民族感情，破坏民族关系的工具。从这个事实出发，我们可以认定，阎崇年的“学术研究”，实际上系造谣、诽谤，这自然也就极大地伤害了汉族同胞及满族同胞之间民族感情，从而客观上，“挑唆、蛊惑，损害正常的民族关系，制造民族仇视，情节严重”，而今日阎崇年被惩罚这件事实，就已经证明了阎崇年的个人言论，名为学术研究，实为煽动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关系，其犯罪行为已经“造成不良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