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来回看了看周围说:&ldo;你们还要说些什么呢?&rdo;
约索夫也奇怪不已,就连他也第一次碰到了这种事。
过了些日子,有几个允许站起来了。我还可以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来回走动了。阿尔贝特总是有些愤恨地瞪着我,所以我便很少在房间里走动。我实在受不了他那种怪异的眼神。有时我便悄悄来到走廊上,可以随意地走动。
腹部和脊椎受了伤,头部受了伤的在楼下一层,还有一些是双腿或双臂做了截肢手术的。右边住的是颚骨受伤,中了毒气,或耳朵、鼻子、脖子有伤的士兵。那些伤了肺、瞎了眼、盆骨被击中,关节被损伤以及伤势在肾脏和胃部的都住在左侧一边。看过这些地方就会明白原来人的每一个部位都会中弹受伤的。
有两个破伤风病人死的时候,面色惨白、身体僵直,其中一个连眼都没合上,瞪着这个世界就去了。许多床上都吊起伤兵的受伤的四肢,并在下面放一个盆,伤口渗出的脓水便滴到里面。很快便会积满,过两个钟头就得倒一次。躺在伸缩绷带里的人,一头用一个大铁磅挂在床上。那些伤到肚腹肠子上的,里面尽是淤集的粪便。我从医生文牍员那里看到一些拍着被粉碎的头骨、膝盖和肩膀的x光照片,惨不忍睹。
在一个伤痕累累血肉模糊的身子上,居然还会有一张人的面孔,而且还能证明他还继续一天天地活着。这真的让人无法相信。整个德国、法国、俄国会有无数这样的情形,而这里却仅仅是一个部门,一所很普通的医院罢了,一切事情都在这种险恶的情形中,没有了去说、去写、去做的必要,那都是毫无意义的。全部都是瞎编乱造的,不知所云的东西。这种血腥的灾难,这种痛苦的折磨极大的嘲讽着有了几千年悠远文化的历史。仅仅一所战后的医院便是对战争的强烈控诉。
我还是二十岁的年轻小伙子,却过早地饱尝着命运的恐惧、绝望、死亡和对伤痛后的茫然之外,对于人生我没有别的概念。在我眼里只有麻木无知地顺从凶残,民族与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敌视和争斗。而有人却在创造更精明的武器撰写更辉煌的文章不断泡制和延长着他们的仇恨和屠杀。我们那些遍布各方的同龄人都亲耳亲眼亲身经历了这些事情,现在我们把这件事讲诉给我们的父辈们,他们又将作何解释和答复呢?倘若战争结束了,他们还会对我们有什么希望呢?我们已在这些年中成为一个个职业的刽子手,只知道杀人。我只懂得人生与死亡是紧密相联在一起的。此后怎样?将来我们又会怎样呢?
莱万多夫斯基是我们这个病房年岁最大的,已经四十了。他在医院十个多月了,等着重伤的腹部渐渐治愈。他的伤势在最近几个星期开始慢慢好转,有时还能一瘸一拐地弓着背走几圈。
她远在波兰的妻子给他来一封信。信的内容让他连续几天激动不已,信中说,她攒了些钱,准备当做探望他的路费。
她已经出发了,很可能随时就到,莱万多夫斯基茶不思饭不想,甚至把只吃了两三口的赤蓝香肠也大方地给了人。那封传看了几十遍的信,在他手来不停翻来折去,举在眼前绕着病房踱来踱去。邮戳的数字日期已经推算过好些次了。手上的油脂和脏物已经把信封上的地址磨得模糊难辨了。莱万多夫斯基终于熬不住发烧了,只得再躺倒床上焦虑,期盼地等待着。
在他和他妻子分开两年期间,她有了他的孩子,并一起要带到这儿来。可有一些别的事却让莱万多夫斯基联想不断。他原计划等老婆来了以后到外边呆一阵子,毕竟双方分离得太久,要有条件还是要相互在一块儿温存一番,干些别的事情呢。
我们曾听过莱万多夫斯基给我们大量灌输这种事情。在部队这又是很公开的。大家都觉得这很正常。有几个外出过的人说有几块很隐蔽的地方,根本没人知道,甚至有个人还能说出一所很安全的小屋的地址呢。
莱万多夫斯基愁云笼罩着,那些主意一点儿用都没有。对于他来说那种事已成为他生活中惟一的乐趣了。我们看他如此,都安慰他都表示一定能帮助他。
他的妻子是第二天下午赶来的。这个女人羞答答地站着,身材矮小,头发纷乱,眼睛在来回寻觅着,她披着一件已经很旧的带花边和饰带的黑斗篷。
她不好意识地站在门口,不停地小声自言自语着。我们屋里的六个男人把她给唬住了。
&ldo;你进来吧,玛尔雅,他们都很欢迎你呢。&rdo;莱万多夫斯基居然试着咽下一口唾液冲她说。
她先绕着跟每个人友好地握了握手。她伸手把小孩抱起时,小东西正好把尿布又弄脏了。她从一只花色手提包里拿一块布给孩子铺好垫上。她开始自在一些了,他们便亲热地谈起话来。
莱万多夫斯基心急如焚,总是向我们哀伤无奈地眨眼。
医生查房过后,比较安全。有时也不过进来一个护士看看便走了。有个人出去观察了一会儿便朝莱万多夫斯基点点头说:&ldo;约翰;外边什么人都没有,很安全,你们开始吧。&rdo;
他们小声聊着。那女人不好意思地涨红了脸。我们摆摆手冲她一笑,告诉她无所谓,别在乎这些。我们才不管那些闲话呢。在这里被枪弹残废的细木工人约翰&iddot;莱万多夫斯基与他的妻子在一起谁晓得下次见面会在什么时候呢?他们需要好好地亲热亲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