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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第1页）

所以澶渊之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产物，表示着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到力量的平衡。也只有在这种地缘政治的影响之下，我们今日旅行于沈阳长春与哈尔滨，仍感觉得几百千年历史的阴影，仍不时出现于我们的脚跟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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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王安石变法

公元十一世纪后期宋朝的第六个皇帝神宗赵顼引用王安石，置三司条例司（财政税收设计委员会），创行新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桩大事。这事情的真意义，也只有我们今日在二十世纪末期，有了中国近代史的纵深，再加以西欧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才比以前的人看得更清楚。

基于这种观点，我们可以把这段历史题材整个的拿出来重新商榷检讨。

王安石没被神宗重用之前，已有才名。&ldo;宋史&rdo;说他&ldo;属文动笔如飞&rdo;，又&ldo;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rdo;。辨是分析的能力，博是见闻的广泛。其人既有如此才华，因之虽只做得中下级地方官，已得到文彦博和欧阳修的推荐，也有了司马光、韩绛和吕公著的宣扬（后来除了韩绛之外，他们都成了王安石的对头）。神宗于1067年嗣位，初以王安石为江宁府知府，六个月后调他为翰林学士，已有了御前顾问的姿态。一年之后又任他参知政事（在宋朝可比拟为副首相），专务&ldo;经画邦计&rdo;。然而神宗是一个有雄心的君主，一意要收复契丹和西夏占领的国土（其实其占领已在宋前）。他曾对文彦博说：&ldo;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备边府库不可不丰&rdo;。然则这富国强兵的着眼，一般儒士已把它当作法家宗旨。一代文豪苏轼就说他&ldo;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rdo;。两朝元老富弼更毫不容情的说他&ldo;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rdo;。皇帝之重用王安石新法，引起满朝重臣的反对。以后这批&ldo;反改革派&rdo;或被贬派为地方官、或退休。王安石于1070年同平章事（任宰相），朝中大官能与他合作的只有韩绛、吕惠卿等，兹后被称为&ldo;熙丰小人&rdo;（熙宁与元丰都是赵顼的年号）。1074年皇帝迫于众议，也可能因太皇太后曹氏的干预，王安石免相，可是不出一年又调回开封平章如故。王安石再相一年九个月，终被罢免，皇帝给了他一个公爵和节度使的头衔，而实际的职位，则是&ldo;判江宁府&rdo;，也就是归返到他起先在神宗手下第一个官职。

神宗于1085年初去世，继任皇帝哲宗赵煦实足的年龄九岁不到，他未成年时由神宗这母太皇太后高氏（庙号宣仁圣烈）听政。她逐退了王安石的改革派，起用反改革派的先朝重臣如司马光、文彦博和吕公著，一时新法罢免殆尽。可是八年之后太后去世，皇帝亲政，他赵煦又来一次翻案。他不仅重用改革派，并且夺司马光谥，又重修&ldo;神宗实录&rdo;，以便支持新法，一时反改革派人物被称为&ldo;元祜党人&rdo;（元祜是哲宗于太后听政时期的年号）。

公元1100年赵煦去世时无子嗣，皇位由神宗第十一子接替，此人赵佶，即是后来被金人俘虏死在五国城（在今日吉林东北）的宋徽宗。他早有&ldo;轻佻&rdo;之名，要不是朝议和命运的错安排，他倒很可以以画家和文物收集家的身分在历史上留名，作皇帝确非所长。他在位期间对新法也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他最初支持反改革派，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等也都身后复官。可是仅一年余，前被放逐的章淳和蔡京又被召回京师居要职。他们也可算得寺臣兼改革派。章淳曾任王安石的助手，蔡京则以修史在御前被器重。这时候徽宗赵佶也说&ldo;朕欲上述父兄之志&rdo;。于是朝中权要以&ldo;绍述&rdo;的名义，恢复了二十五年前王安石所行新法，如方田、如榷茶等等。并且又怂恿徽宗将司马光以下一百二十人列为&ldo;元祜奸党&rdo;，以后更扩大其名单为309人，镌石于全国州县，以便分辨&ldo;忠邪&rdo;，皇室不能与他们通婚姻，他们的子孙也不许来开封。王安石则配享孔庙，成为孔孟之外的第三个圣人。

于是&ldo;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过河&rdo;。这还不算，即偏安江左，南宋人仍没有放弃由于王安石新法所引起的争执。最近何湘妃发表的一篇文章，即指出宋高宗赵构朝又在修改&ldo;神宗实录&rdo;和&ldo;哲宗实录&rdo;，也还是向王安石重新批判。

今日九百年后我们从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读历史，已无从确定以上各人的忠邪，同时也无此必要。如章淳和蔡京确系能干，而前者跋扈，后者谀幸，但是&ldo;宋史&rdo;把他们两人一体列入&ldo;奸臣传&rdo;里，又未免太简化历史，并且苏洵斥王安石等&ldo;囚首丧面&rdo;以论诗书，宣仁圣烈高后在《续资治通鉴》里被赞扬为&ldo;女中尧舜&rdo;，也都是一面之辞，只能融合中国传统以粗浅的道德观念批评历史人物的办法，这中间只有至善及极恶。我们如被这些观念蒙蔽就容易忽视我们自身读史之目的之所在。

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ldo;新法&rdo;，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ldo;不加赋而国用足&rdo;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刻下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十一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