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只有这一次,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比如彼岸的彼岸,只有三四百年,欧洲人就要关注那片土地了,从那时起,白种人就渐渐成为第一人种了。
王巨都说到这份上了,王珪无法再劝。
果然,无数反对声音传出。
委婉的说法如吕公著等人,说是会骚扰百姓,打破朝堂好不容易换来的平静。
激进的说法,则是王巨动辄以利动人,以利动朝廷,这将会将宋朝拖入一个功利时代,道德沦丧。
还有其他一些莫明其妙的理由。
就连司马光都在洛阳,连写了三封信给赵顼。
背下有没有写信给吕公著、冯京与孙固等人,就不得而知了。
甚至赵念奴派婢女上门,暗中通知,说是高滔滔在宫中也在游说,劝赵顼放弃这个可怕的做法。
迫于这种情况,王巨只好在大朝会上做出解释:“诸位,关于齐商税一事,有许多人反对。然而我只想说两件事,第一件事,以前我一直未说,直到去年得到大量金子来源后,才将想法禀报给陛下。诸位多半也知道了,未来的举措正是银行司。它的来源有二,存贷利息之差,刺激工商发展,以便让许多百姓变得更富裕,朝廷同时也会得到大量商税。一旦银行司成立以后,这个商税所得甚至超过了存贷利息所得。并且我也在派人安排筹集大量金银。数量越多,作用越大。有可能未来朝廷所得不仅是两千余万,甚至三千余万,四千万。但这个基础就是必须最大限度地齐商税。”
“诸位。如果朝廷能获利这么多,并且是在没有加赋税的情况下获得的,会带来如何的变化?不仅国库更加充盈,许多百姓因此而受益。并且在财政更宽裕的情况下,朝廷就可以取缔青苗法、手实法与宽剩钱。至于许多人反对的保甲法与保马法。只要财政宽裕,朝廷免费向保丁发放所有的器甲,并且给保丁免掉半年相关的赋税,那么还扰不扰民了?不但不扰民,相反,就将它的作用无限放大,例如防盗、让百姓有尚武精神、朝廷在特殊需要下,能立即挑选大量战士、协防边境安全。”
“还有保马法,只要财政宽裕,朝廷不用出少量钱帛。强迫百姓自己购买,而会主动从各地购来大量马匹,再交给百姓饲养。那么百姓还会不会产生负担?那么同样它的作用也放大了,如能训练更多的人会骑马,替朝廷储备大量骑兵,同时马数量扩大,可以利来运输,可以用来耕地……”
“子安,但那来的马匹?”吕公著在西侧问道。
“吕公担心是有道理,然而今日非同往日。这个获利可能要到几年后了,几年后相信章质夫早就将大理完全平定,那时候就可以从大理得到大量滇马、腾冲马、乌蛮马,还能从茶马道上得到大量吐蕃高原战马。并且海运发达。海船变大,也可以绕道辽国后方,与女真人交易战马。并且还有一处,在彼岸那个最大的岛屿上,有大量适宜放牧的牧场,不仅养着大量牛羊。同时也养了许多马。只是马的繁殖速度比较慢,不过几年后,彼岸马匹数量必然增加。虽然路途遥远,用船运输战马更是不易,但也可以每年向朝廷提供数千匹战马。并且这批战马,有的还刻意从大食那边买回来的战马杂交,远比女真战马更加高大。”
“实际保马法应当取缔了,”冯京在边上说道。
“冯公,如果朝廷提供战马,也不用取缔,大量饲养战马,不仅利国,也利民。不仅是马,我朝各种大牲畜都严重缺乏。实际若不是考虑到财政,我都想提议,所有大牲畜就象我在地方上治理的那样,不计入财产算户等,那么百姓就敢于饲养牲畜了。”
这就得要钱。
如果大牲畜不计入户等,宋朝将会有许多百姓立即降户等,这意味着税赋同时会迅速减少。
这是第一个损失,还有一个损失。
宋朝国库主要收入,就是两税,四大榷(盐酒茶矾,榷香是内库所得,与国库无关),各种商税关税,不仅是贸易的过往税,还包括屋产税,宅田交易税,各种坑矿坊监等“国有企业”的收入,不要小看了这些收入,它同样是宋朝的一个收入大户,就象坑矿的课量,每年各种金属的课量几乎达到了五千万斤!
地租,怎么国家也收租子了?实际宋朝有许多官田,有的用来做官员的职田,有的用来做学田,还有的用来做官兵的营田与弓箭手田,同时也有一部分租给百姓耕种。
还有一些隐形的收入,如科配和籴,不仅是抑配物价的,它们也在谋利中。以及各种折支摊派等苛捐杂税……
又有一些大家都想不到的收入,如牛租,百姓不养牛了,于是官府养牛,再租给百姓,以便利于种植,增加粮食产量。
用意是好的,然而执行是另外一回事了,往往牛死了二三十年,官府还继续向百姓征牛租。
这个收入一年也有几十万贯。
一旦不计入户等,这个收入同样也没有了。
当然,站在普通百姓角度,那无疑是一项善政了。
但站在国家角度,却未必喜欢,所以王巨说必须等到财政进一步宽裕,才能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出台将所有大牲畜不计入户等的政策。
不是说爱民吗?
冯京只好退下。
王巨继续说道:“陛下,诸位,我再举一个例子。彼岸,大家都开始关心了。去年彼岸的财政收入是三百八十余万贯,但其收入只有两税与商税两条。因为百姓数量还是比较少,又是地广人稀,所以粮食价格十分低贱。低贱得你们无法想像。一般麦米豆一斗高者才十五文钱,低者才几文钱。再加上税率同样很低,平均下来只是二十征一,是真正的二十征一。没有任何的苛捐杂税。因此折成贯钱,实际不到三十万贯。余下三百五十多万贯则完全是商税。但彼岸有多少百姓,你们同样也知道了。”
在他们心中,彼岸是两百多万百姓,也就是均摊下来。一人得摊派到一贯半的商税。
如果按照这个比例均摊到宋朝头上,最少得有一亿七八千万贯的商税了。
而去年全国财政收入加上新得的两路,不过一亿九千几百万,当然,与前几年相比,这说明了这几年国家也渐渐开始宽征薄敛,否则加上两路数量会超过两亿以上。但这个一亿九千多万,是束、石、匹、贯、斤、两、件,实际折成贯钱,不过一亿四千余万贯。
至于商税所得。包括王巨带动新增加的商税,也才一千万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