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罢,王巨开始写奏章,将王安礼所说的写了进去,但王巨补了一句,肯定与吕公著无关。为什么与吕公著无关,相信赵顼虽然多疑,虽然异论相搅,但智商不低,只要王巨写了,赵顼便懂了。
不过王巨在后面随着写了两段话,虽然我知道必然与吕公著无关,但为什么王安礼要刻意提醒我姚畚是吕公著的门生,还有,家人因病在成都逗留了几天,却听到成都这条传言,臣杀人乃是这些人想要谋害臣,与那说唱本无关哪,即便是那个说唱先生与钱押司,臣也交还给了姚畚,但为什么成都城会有这条传言?臣想不明白想不明白……
“官人,这个王安礼好象那郑侠哎。”
“不是,王安礼对我产生排斥有很多原因,比如我的性格,出身,年龄……但主要的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在军事与经济上,我朝一统中原后,对辽对夏战争有胜有负,然因为缺马,败则大败,胜则不能大胜,又因为募兵制度,每一战成本极其高昂,就象我在庆州那一战,就是大捷了,那一战花费也十分地惊人,也确实在当时加重了陕西百姓的负担。这是胜利了,象庆历初那几年的战役,其实两国伤亡比也有二比一吧。”
庆历三大败役,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砦,三川口宋军伤亡只有几千人,对于若大的国家来说并不算多,惨重的乃是后面两场大型战役,特别是定川砦,但定川砦七万宋军并不是全军覆没了,还有不少人逃了出来。
反观西夏,伤亡率最少的乃是定川砦。但在三川口与好水川,西夏伤亡人数并不比宋军少,况且府麟路战场几大战役,西夏伤亡惨重。
真实地说,两国那几年战争下来,宋军虽然败多胜少。但伤亡比绝不会超过二比一。
以两国的经济与军队、人口数量,只要继续火拼下去,不用四年,西夏不用打自己儿就完了。
可问题是宋军用兵成本太高了,几年火拼后,西夏民不聊生,宋朝经济也吃不消了,以至前面两国和盟,京西路与关中仅因为一场旱灾。便产生了数起农民起义。
然后宋仁宗自此消沉……
还有,辽国遵守了盟誓,虽然勒索了两次,可没有真正出兵,顶多是边境有一些小型打草谷行为。不提澶渊之盟对错,可正是因为这一点,也造成了宋朝士大夫对买安产生了更大的幻想。
所以许多大臣以为忍一忍,让一让。就能避免战争发生。
那么为何还好战呢?
就象王巨发起的庆州之战,仅是这次战役的花费。便能支付西夏七八十年的岁赐了。
有一些人,如范仲淹所说一州府之收入,便能买到两国之安,这也不是虚言,辽国的五十万,西夏的二十几万。换成缗钱,是一百多万缗钱。
但在宋朝收入超过一百多万缗钱的州府不要太多,最少好几十个。
如果真能买到和平,就能避免战争发生。
不用战争,就不会产生那么多支出。也不用养着那么多军队,那么国家再想办法避免其他的一些浮费,用得着兴师动众地变法?
就是有那个黑窟窿吧,如果边境和平了,仅是军费一项如果足够理智,一年就能节约两千多万贯,几年后,赤字就抹平了。
这才有了范纯仁与赵顼的对话,赵顼问范纯仁陕西城防器甲如何,范纯仁说初具,初具即可。
何止是范纯仁,这个想法在如今宋朝士大夫中占据着主流,包括王安礼。
但是否正确呢?
且看清朝是如何忍让的,最后有没有买到和平?
不要说后面的朝代,再看南唐如何对宋朝忍让的,有没有换回和平?
如果不是边境的战斗,不用等女真人崛起,宋朝就亡国了。
这是王安礼对王巨,甚至对他兄弟王安石产生排斥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则是害死人的尊尊,王安石变法,王巨多次呼唤祖宗家法齐人,苗头都隐隐地都对着豪强。
但士大夫则是利益即得者,再加上古今以来形成的尊卑有序,如何不排斥之?
“那与郑侠有何区别?”
“郑侠非是反对打击豪强兼并,也非是反对强国强军,他反对的是变法对普通百姓产生的伤害。也就是说,郑侠慈怜的是贫困百姓。当然,他智力跟不上,被人利用了,那场大旱灾,就是没有变法,还不是饿殍遍野?甚至说没有变法,说不定国家因为财政紧张,又象官家即位之初那样,拨不出钱粮赈济灾民。如果是这样,指不准就会有许多饥民暴乱了。是不错,有一些饥民确实是因为变法后,各个胥吏敛财导致的,可终是局部。郑侠将这个局部看成了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