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公,这是送给你的信。”一个驿卒小心地将一封厚信递给王巨。
这便是邮驿改革带来的便利。
章惇也未贪功,王安石虽未说,不过章惇却说出来了,主意是王巨想的。
确实,它的出现产生了许多积极的意义,尽管王安石的敛财,多少使它蒙上了一层阴影。
阴影就是邮寄财物的收费。
也不能说是物,主要就是财,银子、铜钱与绢帛。这个不是真寄走的,单件邮寄在这时候成本肯定无比的高昂,它的性质还是与唐朝的飞钱一样,宋朝在邮驿未改革之前,也有类似的做法,那便是在甲地汇款,乙地取钱,钱非是真从甲地寄过来的,而是乙地从各地周转过来,然后收取一些手续费。
比如现在从泉州寄一百匹绢,十两银子,五十贯铜钱到洪州,铜钱是基本货币,它不会变,但银绢各地都会产生一些差价,特别是绢差价更大,质量好坏,本地产出数量,绢帛的种类,那么做一个估价,然后交到泉州相管州库,由官府根据情况,或从外地调拨,或由转运司调向各处外地。
邮卒再将书信与单据送到洪州收信人手中,收信人再从洪州邮驿里将等价的银绢铜钱取出来,不过在洪州又要根据情况重新估价∑。
其实这个过程本身就产生了一些误差。
然而经过王安石的谋划,手续费却高得惊人。
近者是两成收费,最远的收费能达到六成!也就是寄十两银子。官府要收取其中的六两!实际多数官府支出与收入基本都是平衡的。只有少数支出或者收入出现一丝严重逆差。那才需要周转,但非是米草,而是钱帛,实际成本不足一成!
反正王巨是不能急了。
如果不是这么做,它也是对各地官员的一种锤炼,为以后的银行打下了基础。但这么做了,就不要指望锤炼的什么了。
而且这种高昂的手续费,对他下面的计划同样产生了妨害。
当然。好处还是有的。
比如现在普通书信,不管是官员,或者兵卒,或者普通百姓,只要交足了邮费,皆与异地亲人互相书信往来,而非是专门让自家家仆骑马互相联系了。
王巨便打开信。
信是韩韫写来的。
烧酒作坊上交给朝廷了,王巨便让韩韫主持蔗糖作坊销售的一部分事宜,负责向西夏与吐蕃这两块的销售。这是赚“外国人”的钱,朝廷也没有太在意。
以便让韩韫继续主持那个蓄谋已久的计划。
因此韩韫如今多在长安与京城这两地活动。
王巨临离开京城时。让韩韫留心着京城的一些消息。真不行,就去找赵念奴吧。反正赵念奴后面一大串宗室子弟,都是蔗糖作坊的契股,不用避嫌。
信上说了很多事。
赵世居谋反案将赵顼惊醒,吕惠卿不可信任。
于是赵顼迅速又起用了王安石。
当然王安石不可能将此案闹大了,力主宋禧之意,李士宁决杖,配永州;范百禄坐报上不实,贬监宿州税,这案子结束了。
总之,吕惠卿这次做得太急,反而弄巧成拙。
不过现在不是对付吕惠卿的时候,王安石便重派沈括主持与辽国的谈判。
说老实话,沈括这个人人品还不如吕惠卿,首先说苏东坡。几年前苏东坡在杭州任通判,沈括去东南检查两浙路的农田水利。赵顼便对沈括说,苏轼通判杭州,卿善待之。两人在杭州相遇,把酒言欢,也确实不错。不过这些书信让沈括一直保留下来,后来便成了乌台诗案的证据。永乐城之败后,沈括闲赋润州,又象没事人一般,对苏东坡迎谒甚恭。大苏也无辄了,只能哭笑不得。
还有对王安石的态度,王安石在位时,他就是夸新法得到王安石重用的,包括这次出使,王安石立即推荐了沈括。然而王安石一下台,立即向吴允反映新法的种种弊端。
赵顼很少骂重臣小人的,但就说了吕惠卿与沈括是小人。
然而为什么王巨对沈括很看重,一是此人确实有学问,这个学问不仅是书写《梦溪笔谈》,包括农田水利上,因为他的学问,也颇有建树。而且此人赋有心机,他一生命运转折点不是两面派,相反的两面派让他如鱼得水,步步高升。败就败在了永乐城,那一战太惨了。
科学上需要沈括推广,政治上也需要这样有心机的人做战友……当然,王巨写信给沈括时,还是很注意的,不然弄不好就成了第二个大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