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被查出,伏尸法场。当年我被国民党特务软禁时,特务们看到王晓波来看我,就闲聊起他
们见过王晓波的母亲,说那位女士年轻漂亮,可惜牺牲了。
我在上海住了半年,除了对书店的好印象外,其他乏善可陈,所见所闻,一片大难将至
味道。早在抗战胜利之后,我家的情况,在二姊笔下是这样的:
胜利后家里陆续来过爸爸一些老朋友,他们是曾去重庆内地“抗战”荣归的接收大员
们。我记得的有兴安省主席吴焕章、抚顺煤矿张莘夫、外祖母的娘家堂弟孙棣坡及老姨父的
妹人、后来仟中共政协委员的王家帧等等。爸爸参加地下工作的一段经历,就是由吴焕章出
具证明的。很明显爸爸思想上难以平衡。过去有些人学历、资历、能力不如爸爸,但有“内
地抗战”做雄厚的本钱,荣回故里,个个都是耀武扬威的功臣。爸爸苦笑着。受一家十多口
人的拖累,爸爸又能做何选择?曾有一度爸爸准备随吴焕章去兴安省任个职员。
兴安省是闰民党当时新划分的东北九省之一。可那个时候是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吴主席
空有头衔无法上任。张莘夫在去抚顺上任后遭惨害,国共两党相互推卸责任。最后爸爸靠舅
老爷孙律坡介绍,到东北营城子煤矿当总务处处长,总算勉强撑住过重的家庭负担。因为只
是个雇员,倒也过了段安定省心的日子。
爸爸在营城煤矿的时候,认识了台湾人翁镇,并且对他有所帮助。翁镇感念爸爸,曾告
诉他时局不好,可考虑去台湾,后来翁镇返台,留下“台北市新起前街一段十一号六桂行”
(后改为“台北市汉中街一三九号六桂行”)的地址,这是爸爸最早想来台湾的张本。可是
一想到二二八时台湾人大杀外省人,就心有余悸。所以从北平出来,没有直来台湾,反倒先
落脚上海。这一错误,大伤家中积蓄的元气,最后匆促决定来台后,积蓄所剩无几了。
我们全家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一日早上离开上海的,搭的是中兴轮。中兴轮本来还算豪
华,可是现在已沦为难民船,有立脚处,就是难民。我们把行李堆在甲板上,我就躺在行李
上飘洋过海。五月十二日傍晚到了基隆,自此一住五十年!
我们全家八口逃到台湾后,爸爸死了,枯骨一坛;妈妈九十高寿,与我同在。当年的孩
子们;如今只有我一人在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