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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第1页）

譬如再说，四月二十二日本刊上李家作的“以华制华”里说的警犬。警犬咬人，是蹲在地上冷眼傍观，等到有可杀的时候，便一跃上前，猛咬一口，不过，有的时候那警大被人们提起棍子，向着当头一棒，也会把专门咬人的警犬，打得藏起头来，伸出舌头在暗地里发急。

这种发急，大概便又是所谓“过”了。因为警犬虽然野性，但有时被棍子当头一击，也会被打出自己的错误来的，于是“过而能改”的警犬，在暗地里发急时，自又便会想忏悔，假使是不大晓得改过的警犬，在暗地发急之余，还想乘机再试，这种犬，大概是“罪孽深重”的了。

中国人只晓得说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可惜都忘记了底下那一句。

四月二十六日，《大晚报》副刊《火炬》。这种“不凡”的议论的要点是：（一）尖刻的冷箭，“令受者难堪，听者痛快”，不过是取得“伟大”的秘诀；（二）这秘诀还在于“借主义，成大名，挂羊头，卖狗肉的戏法”；（三）照《大晚报》的意见，似乎应当为着自己的“主义”——高唱“神武的大文”，“张开血盆似的大口”去吃人，·虽·在·二·十·岁·就·落·伍，·就·变·为·僵·石，·亦·所·不·惜；（四）如果萧伯纳不赞成这种“主义”，就不应当坐安乐椅，不应当有家财，·赞·成·了·那·种·主·义，·当·然·又·当·别·论。可惜，这世界的崩溃，偏偏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小资产的知识阶层分化出·一·些爱光明不肯落伍的人，他们向着革命的道路上开步走。他们利用自己的种种可能，诚恳的赞助革命的前进。他们在以前，也许客观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拥护者。但是，他们偏要变成资产阶级的“叛徒”。而叛徒常常比敌人更·可·恶。

卑劣的资产阶级心理，以为给了你“百万家财”，给了你世界的大名，你还要背叛，你还有什么不满意，“实属可恶之至”。这自然是“借主义，成大名”了。对于这种卑劣的市侩，每一件事情一定有一种物质上的荣华富贵的目的。这是道地的“·唯·物·主·义”——名利主义。萧伯纳不在这种卑劣心理的意料之中，所以·可·恶·之·至。

而《大晚报》还推论到一般的时代风尚，推论到中国也有“坐在安乐椅里发着尖刺的冷箭来宣传什么什么主义的，不须先生指教”。这当然中外相同的道理，不必重新解释了。可惜的是：独有那吃人的“主义”，虽然借用了好久，然而还是不能够“成大名”，呜呼！

至于可恶可怪的萧，——他的伟大，却没有因为这些人“受着难堪”，就缩小了些。所以像中国历代的离经叛道的文人似的，活该被皇帝判决“抄没家财”。《萧伯纳在上海》。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原题为《萧伯纳颂》，署名何家干。

〔2〕萧伯纳（g．b．shaw，1856—1950）英国剧作家、批评家。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早年参加过英国改良主义的政治组织“费边社”。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谴责帝国主义战争，同情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九三一年曾访问苏联。但他始终未能摆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主要作品有剧本《华伦夫人的职业》、《巴巴拉少校》、《真相毕露》等，大都揭露和讽刺资本主义社会的伪善和罪恶。一九三三年他乘船周游世界，于二月十二日到香港，十七日到上海。〔3〕“和平老翁”一九三三年一月六日《大晚报》曾载萧伯纳将到北平的消息，题为《和平老翁萧伯纳，鼙鼓声中游北平》，其中有希望萧伯纳“能于其飞渡长城来游北平时，暂使战争停顿”的话。〔4〕“路透电”即路透通讯社的电讯。路透社由犹太人路透（p．j．reuter）一八五○年创办于德国亚琛，一八五一年迁英国伦敦，后来成为英国最大的通讯社。它在中国的活动，始于一八七一年前后。这里所说的“路透电”，指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四日该社由香港发的关于萧伯纳发表演说的电讯，曾刊登于十五日《申报》，题为《对香港大学生演说——萧伯纳宣传共产》。

〔5〕工部局旧时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在上海、天津等地租界内设立的统治机关，是帝国主义推行殖民主义政策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

〔6〕“特别国情”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时散布的一种谬论。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间，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f．j．goodnow）鼓吹中国有“特别国情”，不宜实行民主政治，如他在一九一五年八月十日北京《亚细亚日报》上发表的《共和与君主论》一文中，胡说从中国的“历史习惯社会经济之状况”来看，“以君主制行之为易”。当时中国拥袁称帝的反动势力如筹安会等，也极力宣传“共和不适于国情”之类。这种“特别国情”论，成为反动派阻挠在中国实行民主改革和反对进步社会学说、压制革命的借口。〔7〕“政如飘风，民如野鹿”上句出《老子》第二十章：“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下句见《庄子·天地》：“上如标枝，民如野鹿。”

〔8〕乐雯原是鲁迅的笔名。一九三三年二月，瞿秋白在上海养病期间，经鲁迅提议和协助，把当时上海出版的中外报刊上围绕萧伯纳到中国而发表的各种文章，辑成《萧伯纳在上海》一书，署为“乐雯剪贴翻译并编校”，由鲁迅作序，一九三三年三月野糙书屋出版。鲁迅先生最近常常用何家干的笔名，在黎烈文主编的《申报》的《自由谈》，发表不到五百字长的短文。好久不看见他老先生的文了，那种富于幽默性的讽刺的味儿，在中国的作家之林，当然还没有人能超过鲁迅先生。

不过，听说现在的鲁迅先生已跑到十字街头，站在革命的队伍里去了。那么，像他这种有闲阶级的幽默的作风，严格言之，实在不革命。我以为也应该转变一下才是！譬如：鲁迅先生不喜欢第三种人，讨厌民族主义的文艺，他尽可痛快地直说，何必装腔做势，吞吞吐吐，打这么许多湾儿。在他最近所处的环境，自然是除了那些恭颂苏联德政的献词以外，便没有更通的文艺的。他认为第三种人不谈这些，是比较最聪明的人；民族主义文艺者故意找出理由来文饰自己的不通，是比较次聪明的人。其言可谓尽深刻恶毒之能事。不过，现在最通的文艺，是不是仅有那些对苏联当局摇尾求媚的献词，不免还是疑问。如果先生们真是为着解放劳苦大众而呐喊，犹可说也；假使，仅仅是为着个人的出路，故意制造一块容易招摇的金字商标，以资号召而已。那么，我就看不出先生们的苦心孤行，比到被你们所不齿的第三种人，以及民族主义文艺者，究竟是高多少。

其实，先生们个人的生活，由我看来，并不比到被你们痛骂的小资作家更穷苦些。当然，鲁迅先生是例外，大多数的所谓革命的作家，听说，常常在上海的大跳舞场，拉斐花园里，可以遇见他们伴着娇美的爱侣，一面喝香槟，一面吃朱古力，兴高采烈地跳着狐步舞，倦舞意懒，乘着雪亮的汽车，奔赴预定的香巢，度他们真个消魂的生活。明天起来，写工人呵！斗争呵！之类的东西，拿去向书贾们所办的刊物换取稿费，到晚上，照样是生活在红绿的灯光下，沉醉着，欢唱着，热爱着。像这种优裕的生活，我不懂先生们还要叫什么苦，喊什么冤，你们的猫哭耗子的仁慈，是不是能博得劳苦大众的同情，也许，在先生们自己都不免是绝大的疑问吧！

如果中国人不能从文化的本身上做一点基础的工夫，就这样大家空喊一阵口号，糊闹一阵，我想，把世界上无论那种最新颖最时髦的东西拿到中国来，都是毫无用处。我们承认现在的苏俄，确实是有了他相当的成功，但，这不是偶然。他们从前所遗留下来的一部分文化的遗产，是多么丰富，我们回溯到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文学，音乐，美术，哲学，科学，那一件不是已经到达国际文化的水准。他们有了这些充实的根基，才能产生现在这些学有根蒂的领袖。我们仅仅渴慕人家的成功而不知道努力文化的根本的建树，再等十年百年，乃至千年万年，中国还是这样，也许比现在更坏。

不错，中国的文化运动，也已有二十年的历史了。但是，在这二十年中，在文化上究竟收获到什么。欧美的名著，在中国是否能有一册比较可靠的译本，文艺上的各种派别，各种主义，我们是否都拿得出一种代表作，其他如科学上的发明，思想上的创造，是否能有一种值得我们记忆。唉！中国的文化低落到这步田地，还谈得到什么呢！

要是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如不能从今天起，大家立誓做一番基本的工夫，多多地转运一些文艺的粮食，多多地树艺一些文艺的种子，我敢断言：在现代的中国，决不会产生“最通的”文艺的。

二月二十日《武汉日报》的《文艺周刊》。中国现代圣经〔2〕——迎头经曰：“我们……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

传〔3〕曰：追赶总只有向后跟着，普通是无所谓迎头追赶的，然而圣经决不会错，更不会不通，何况这个年头一切都是反常的呢。所以赶上偏偏说迎头，向后跟着，那就说不行！

现在通行的说法是：“日军所至，抵抗随之”，至于收复失地与否，那么，当然“既非军事专家，详细计画，不得而知”。〔4〕不错呀，“日军所至，抵抗随之”，这不是迎头赶上是什么！日军一到，迎头而“赶”：日军到沈阳，迎头赶上北平；日军到闸北，迎头赶上真茹；日军到山海关，迎头赶上塘沽；日军到承德，迎头赶上古北口……以前有过行都洛阳，现在有了陪都西安，将来还有“汉族发源地”昆仑山——西方极乐世界。至于收复失地云云，则虽非军事专家亦得而知焉，于经有之，曰“不要向后跟着”也。证之已往的上海战事，每到日军退守租界的时候，就要“严饬所部切勿越界一步”〔5〕。这样，所谓迎头赶上和勿向后跟，都是不但见于经典而且证诸实验的真理了。右传之一章。

传又曰：迎头赶和勿后跟，还有第二种的微言大义——报载热河实况曰：“义军〔6〕皆极勇敢，认扰乱及杀戮日军为兴奋之事……唯张作相〔7〕接收义军之消息发表后，张作相既不亲往抚慰，热汤又停止供给义军汽油，运输中断，义军大都失望，甚至有认替张作相立功为无谓者。”“日军既至凌源，其时张作相已不在，吾人闻讯出走，热汤扣车运物已成目击之事实，证以日军从未派飞机至承德轰炸……可知承德实为妥协之放弃。”（张慧冲〔8〕君在上海东北难民救济会席上所谈。）虽然据张慧冲君所说，“享名最盛之义军领袖，其忠勇之精神，未能悉如吾人之意想”，然而义军的兵士的确是极勇敢的小百姓。正因为这些小百姓不懂得圣经，所以也不知道迎头式的策略。于是小百姓自己，就自然要碰见迎头的抵抗了：热汤放弃承德之后，北平军委分会下令“固守古北口，如义军有欲入口者，即开枪迎击之”。这是说，我的“抵抗”只是随日军之所至，你要换个样子去抵抗，我就抵抗你；何况我的退后是预先约好了的，你既不肯妥协，那就只有“不要你向后跟着”而要把你“迎头赶上”梁山了。右传之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