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皇帝,忌惮天意、顺应民意、追随尧舜者,皆为所谓明君。反之则为暴君昏君。
历代的一流文人,没有一个是小人;凡为高官者,没有一个是祸国殃民的。这一层,值得深思。
儒家讲修身,文人是修得比较认真的。
在古代社会的权力格局中,诗人们还扮演着先知的角色。中唐、北宋的士大夫在盛世的颂扬声中头脑清醒,睁大眼睛辨认着乱象。文人几乎都是历史学家,有历史感,有大局意识。北宋文人尤其突出。范仲淹喊出的口号再过一万年也是伟大的:&ldo;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rdo;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一连串耀眼的名字,写下了杰出的美政篇章。像苏东坡,更是巴心巴肝为百姓谋幸福,一生辗转几万里,百折不挠,&ldo;九死蛮荒吾不恨&rdo;,虽尧舜再生也不过如此吧。苏东坡把中国古代的美政推到了极致。他同时又是文化的巅峰期继往开来的大宗师,文化与美政在他手中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而针对这种结合,尚须发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合?
苏东坡师从欧阳修,欧阳修眺望白居易,而白居易又紧紧地盯着杜甫……长江后浪追逐着前浪。这就是所谓文化传承、价值观传承、生活意义的传承。
&ldo;品中国文人&rdo;的写作过程中,有些未曾见过的词汇几乎自动涌到我的笔下:文化本能,文化基因,文化基因链,文化基因图谱;生存落差,生活的意蕴层,生活的完整性……我冒昧地写到文章里去,似乎得到了读者的默认。
漫长的古代社会,有着大致稳定的&ldo;价值的天空&rdo;,覆盖着巍巍朝堂和穷乡僻壤。孔庙无处不在。这是华夏文明的特殊性,尚有待唤起深思。解构这块价值的天空是必要的,摧毁这片天空却是可怕的,灾难性的。人是离开了&ldo;意义&rdo;就会活得很艰难的一种生物。&ldo;意义&rdo;如同虫子的触须,一旦拔掉就会四处乱转,&ldo;昏天黑地在社会上混。&rdo;价值观的固化和虚无化都会导致灾难。西哲如狄尔泰、卡西尔、马科思韦伯等早已证明,生活的意义是由文化来维系的。自然科学追求实证,而文化谋求价值观,追求生活的意义。文化高于个体生存。
对普通百姓来说,这块价值的天空可能会显得有些抽象,但是对苏轼或欧阳修这样的文化精英来说,这块天空是具象的、可触摸的。文化精英们有良好的文化直觉。
归根结底,所谓文化,就是让抽象的东西具象化、让无形的东西有形化、让有效的价值普适化。
文化的抽象功能直接源于语言的抽象。
这似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语言的大师往往是生活意义的大师。
孔子说:&ldo;言而不文,行之不远。&rdo;
这里的&ldo;文&rdo;倒不是文饰,不是漂亮词藻。它是指运用语言的抽象功能洞察生活-社会实践的能力。
孔子老子庄子,从及后来的释迦,都是广义上的文人。
也许可以这么说: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主要是由文人来提供的。
历代文人都有很强的个性、个体特征,这也给他们的命运涂上了浓浓的悲剧色彩。由于中国古代文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奔官场、走仕途,所以这种悲剧也具有特殊性。西方作家与此不同。而中西文人在这个层面的对比研究似乎不多见。
古代文人奔官场是既定的格局,有趣的是,像杜甫这样的&ldo;诗圣&rdo;在长安求官求得那么曲折艰难,给权贵写诗献赋的,其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却始终不变。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杜甫的&ldo;不变&rdo;?
类似的发问,可以针对很多文人。
文人是坚持个性、坚持为美政的理想在先,失意倒霉在后。古代文人几乎是失意的代名词。不坚持就没有失意。辨析这个绵延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现象,不能倒果为因。
前面提过,孔圣人也是到处碰壁的。
只有老庄这样的东方大哲,才不跟历史的进程正面接触。他们生活在别处,仿佛轻松潇洒地指点着华夏文明的进程。
老庄的智慧迄今是华夏文明进程中的顶级智慧之一。这样的智慧让时间的流逝变得无关紧要。谁能测量它的终点呢?有人怎么也想不通,干脆把老子说成外星人……
唐宋以来的古代杰出文人,其运思,无不在儒释道的框架之内进行。这个卓越的、能穿越历史的文化结构支撑着诗文的不朽,也为今天的哲学性思考提供具有民族特征的全球视野。
没有哲思就没有文学。
尤其在当下,赢得具有民族性的全球视野乃是当务之急。
古代文人的&ldo;生存悖论&rdo;在于:他在坚持个性与政治理想的同时,也失掉了许多历史性的契机。比如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三个正人君子、杰出的政坛人物,却不能抱团形成合力,各唱各的调。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宁愿离开汴京到洛阳写他的《资治通鉴》。如果他留在中枢,以自己的某些妥协换来王安石的妥协,那么,熙宁新法的成功面会增大,赵宋的国运或许能好一些。在今天看,王安石的&ldo;骤行新法&rdo;和司马光的&ldo;尽废新法&rdo;,都含有文人意气的成分,与现代的政治智慧是有距离的。荆公绰号牛相公,温公绰号司马牛,两条牛狠狠斗在了一块儿,谁也拉不开。而&ldo;一肚子不合时宜&rdo;的苏东坡在朝廷的坦率、坦荡,&ldo;性不忍事&rdo;,既令人钦佩,又令人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