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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1章（第1页）

特工们对这个侧写深信不疑，却没有找出嫌疑人，工作几乎没有进展。他们需要更为前摄的办法，于是简娜上了&ldo;悬疑案&rdo;电视节目。这是个全国性联合节目，对寻找和识别作案者起过不小的作用。简娜在电视上介绍案情之后，他们收到了成百上千条线索，可是仍然没有结果。

我经常对我们的人说，如果一种办法不灵，还可以试试其他办法，甚至是从未使用过的办法。简娜就是这么干的。看来那张草草写就的纸条是受害者与凶手之间的联系物，可它一直未能发挥很大作用。既然此案在坦帕一圣彼得斯堡社区已家喻户晓，她就提出把纸条放大后张贴到广告栏里，看是否有人能认出上面的笔迹。执法部门的人都知道，大多数人只能识别他们的家庭成员和好朋友的笔迹，可是简娜认为很可能会有人找上门来，尤其当凶手是个胡作非为的家伙，或者他的配偶或伙伴想找理由告发他的时候。

当地几位企业界人士提供了广告栏上的空间，纸条被复制到大家都能看清的程度。几天内，有三个互不相识的人给警方打电话，指认那是奥巴&iddot;钱德勒的笔迹。钱德勒系白人男子，四十五岁上下，是个没有执照的铝板安装工。这三个人都对他进行过控告，因为他替他们安装的隔板在一场大雨之后就松动了。他们都能确认这个笔迹，因为他们手上都有此人为反驳他们的指控所写的抗辩材料副本。

除年龄和职业外，钱德勒在其他几个重要方面也符合我们科对作案者的侧写。他有过掠夺财产、袭击斗殴和暴力性犯罪的前科。他在风声过后离开了案发地区，不过还没有感到有搬离该地区的必要。他所受的紧张性刺激是，妻子刚生下一个孩子，而他却并不想要。

往往会有这样的事情，每当你采取行动破了一个谋杀案，另一位受害者在听到案情细节之后，也会找上门来。一名妇女和她的女友也遇到过像钱德勒那样的人，那人曾邀请她们乘他在坦帕海湾的船出海。她的女友谢绝了，因为她对这种事全然没有好感，于是这个女人就一个人去了。

等他们到了海上，那人就要强暴她。她企图反抗，他就警告她说：&ldo;不要喊，不然我就用胶带封住你的嘴，在你身上拴上煤渣砖，淹死你。&rdo;

奥巴&iddot;钱德勒被逮捕，经过审讯，证明他犯有杀害琼、米歇和克里斯蒂的罪行，被判处了死刑。

他的受害者是普普通通的、没有防人之心的人‐‐他对她们的选择几乎是随意的。有时凶手的选择是完全随意的，这就证明了&ldo;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rdo;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论断。所以，在侦破类似罗杰斯案的案子时，前摄技术就非常重要了。

1982年下半年，芝加哥地区的一些市民莫名其妙地暴亡。不久，芝加哥警方从这些死亡事件中找到了某种联系，并查出了死因。这些受害者都服用了搀有氰化物的羟本基乙酰胺胶囊。一旦胶囊在胃里溶解，人便立刻死亡。

芝加哥的主管特工埃德&iddot;哈格蒂请我参加专案组。我从未接手过在商品上做手脚达到杀人目的的案件，不过我认为，我可以把我通过监狱访谈从其他类型的犯罪分子那里学到的东西应用于这些案件。此案成了联邦调查局代号&ldo;胶囊谋杀&rdo;的案件。

调查人员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这种投毒犯罪的随机性。投毒者既没有特定的目标，也不出现在案发现场，我们通常所进行的分析无法直接揭示出任何东西。

这种杀人显然是没有动机的‐‐也就是说，没有传统意义上那种可识别的动机，如出于爱情、妒忌、贪婪或报复的动机。投毒者的目标可能是羟本基乙酰胺胶囊制造商强生公司，或者任何出售这种药物的商店，也可能是一个或多个受害者，或者是整个社会。

我认为这些投毒与随意安放炸弹或者从立交桥上向下面的车辆扔石块的人属于同一类型。在这类案件中，作案者从来看不见受害者的模样，我认为这个作案者‐‐与戴维&iddot;贝科维茨向车内没有亮灯的汽车打枪一样‐‐与其说是对准某一特定的受害者，不如说是在宣泄他自己的愤怒。如果让这种人看一看他的受害者的面孔，他也许会反躬自问或者表现出某种恻隐之心。

跟其他随意的、胆小的犯罪行为进行比较，我想我能理解作案者的心态。尽管我们所对付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犯罪，可是对作案者特征的许多方面我们都有似曾相识之感。有一项调查表明，那些藏形匿迹、滥杀无辜的狂徒作案往往是想发泄愤怒。我相信，这个人曾患过严重的忧郁症，是个有心理缺陷的，一事无成的人，在学校和工作单位，在人际关系等方面都是个失败者。

从统计上看，作案者也可能符合杀手的模式‐‐三十岁上下的白人男子，夜间单独活动。他可能会光顾受害者的家或者光顾墓地，在那儿留下一些重要证据。我认为他可能有一份跟权力和权威相关联的工作：救护车司机、保安、商店反窃人员或者辅助警察。他可能当过兵，是陆军士兵，也可能是海军陆战队士兵。

我想他过去可能接受过心理治疗，吃过医生为控制他病情所开的药。他的车至少已经有五年车龄，而且没有很好地保养，但它却象征着力量和权力，可能是警方所青睐的福特车。在即将进行首次投毒时‐‐9月28或29日‐‐他也许会感到某种突如其来的紧张性刺激。一般说来，他可能很怨恨这个社会，因而怒火中烧。等案发之后，他就会与在酒吧或者杂货店里的人，甚至与警察谈论这件事。作案者通过展示力量来拔高自我的形象，表明他可能记了日记或者保存着对案件报道的报纸剪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