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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7章（第1页）

从《蒙古秘史》看古代蒙古人天崇拜

内蒙古财经大学的珠岚老师在2002年第3期《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上发表题为《从〈蒙古秘史〉看古代蒙古人天崇拜》的文章，结合《蒙古秘史》和其他史籍的有关记载，分析12-13世纪蒙古萨满教中的天崇拜意识的产生、发展，同时总结出天崇拜意识在古蒙古人思想意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对成吉思汗建立和壮大大蒙古帝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关于活佛转世制度

内蒙古民族高等专科学校的那德木德老师在2002年第2期《蒙古学研究（蒙文）》上发表题为《关于活佛转世制度》的文章，介绍了藏传佛教中的活佛转世，并介绍藏传佛教对蒙古人的影响。在西藏正教合一的结果是活佛转世的基础，而在蒙古地区与此不一样。

杜尔伯特旗的富余正洁寺

富余正洁寺，是黑龙江蒙古族杜尔伯特旗的旗寺。蒙古名为&ldo;乌勒木吉&iddot;特古斯&iddot;巴雅斯古朗图&iddot;查干黑德&rdo;，俗称大庙。清朝对蒙古人的统治过程中，宗教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研究伴随杜尔伯特旗走过二百六十余年的富余正洁寺，对研究杜尔伯特蒙古人及黑龙江省的蒙古族有很重要的作用。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的何日莫奇先生根据相关的历史资料、1984年9月5日召开的杜尔怕特蒙古族自治县首届喇嘛代表大会众喇嘛的回忆、富余正洁寺群庙图和富余正洁寺遗存的经卷写出《杜尔伯特旗的富余正洁寺》，并发表在2002年第1期《民族古籍》上。富余正洁寺始建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文章分富余正洁寺的建立；富余正洁寺的庙宇；富余正洁寺的组织机构；富余正洁寺的宗教生活；富余正洁寺的经卷等5个部分。

近十余年蒙古文文献研究的重要成果

中央民族大学的贺希格掏克掏教授在2002年第2期《民族古籍》上发表题为《近十余年蒙古文文献研究的重要成果》的文章，介绍了近年来蒙古文文献研究的重要成果。世界很多国家的有关研究机构和图书馆收藏着大量蒙古文文献资料，其中一部分文献已有目录索引：[匈牙利]louisliti《蒙古文甘珠尔目录》，布达佩斯1942。这是依据1720年北京木刻朱红版编目，通过这个目录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蒙古文《甘珠尔》有108卷，1161篇文章。[蒙古]宾&iddot;仁钦《蒙古文丹珠尔目录》，1-3卷，新德里1964，1974，1974。这是依据1749年北京木刻朱红版编目，全文应225卷，3870余篇文章和63首颂词。但本目录只编到第75卷，2637（3798-1161=2637）篇文章为止。[德]waltherheissig：德国收藏《蒙古文抄本，木刻版和地图目录》，两卷，威斯巴登1961。其中收录853种文献目录。[德]waltherheissig：《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蒙古文书籍，抄本和木刻本目录》，哥本哈根1971．其中收录568种文献目录。[俄]a&iddot;Г&iddot;caэыknη：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收藏《蒙古文抄本和木刻本目录》，两卷，1988。其中收录2388种文献目录。[俄]vladiirl&iddot;pensky（编辑），[日]井上治（编辑协力），中见立夫（监修）《圣彼得堡大学收藏蒙古文抄刊本解题目录索引》，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1999。其中收录965种文献目录。《中国蒙古文古旧图书总目录》，北京图书馆出版2000。其中收录1949年之前的文献目录共13115条。等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世界各国出版的有关蒙古文文献研究的一些重要成果：照那斯图《八恩巴字和蒙古语文献》1研究文集，2文献汇集，（蒙古文、汉文）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1990．169、228页。这是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研究方面的奠基之作。李保文《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一1650）》（蒙古文），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6+2+417页。这部蒙古文文书档案资料集，为十七世纪蒙古史研究提供了珍贵档案史料。乌兰《〈蒙古源流〉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4+28+5+813页。罗布桑丹金《黄金史》（蒙古文），蒙古国立出版社，乌兰巴托1990。这是蒙古学界盼望等待五十多年才看到的手抄孤本的影印本，具有极高史料价值。sh．毕拉《蒙古历史、文化、历史编纂学研究》（新蒙古文、俄文和英文），1974年月31日，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蒙古历史文化古迹》（新蒙古文）乌兰巴托1999。[蒙古]策仁索德那木、[德]&iddot;tauke《柏林吐鲁番文集中的蒙古文文献》，柏林科学院出版社1993。elisabettachiodo《蒙古科学院收藏的哈剌布罕&iddot;巴拉哈孙蒙古文桦皮文献》（英文），2000，威斯巴登。1970年蒙苏历史文化考察队从蒙古国哈剌布罕&iddot;巴拉哈孙遗址的一个半坍塌的佛塔墓座中发现了属于17世纪的1400多块蒙古文和藏文桦树皮文献。吉田顺一等《阿勒坦汗传译注》（日文），东京风间书房1998。井上治《库图克台彻辰鸿台吉研究》（日文），东京风间书房2002。栗林均、确精扎布《元朝秘史蒙古语全单语&iddot;语尾索引》，2001，日本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杨海英《鄂尔多斯蒙古俄尼斯氏搜集的写本》，2002，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地域研究计划交流中心。

元朝的廷辩

在元朝的政治运作中，有廷辩（也作庭辩等）这样一种形式或程序。廷辩在元朝一些具体

问题的决策中发挥相当甚或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元朝政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从中国政治史角度看，廷辩也是一种特别的政治运作方式。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王敬松研究员在2002年第3期《民族研究》上发表题为《元朝的廷辩》的文章，认为廷辩是元朝特殊的政治运作方式和决策形式。廷辩的举行、结果的认定和最后的处理，都由皇帝决定。故谓之廷辩。它采用当事人双方当面对质、对辩的形式，论争某一具体事件或人物的是非功罪。廷辩多发生在忽必烈朝。由此追溯至蒙元之际佛道（全真教）三次大辩论，可以认为，廷辩是蒙古民族性在统治理念和方式上的体现。此后，成宗、武宗朝间或有之，后即未见，可知蒙古贵族的统治方法也显出逐渐汉化的轨迹。廷辩中原民赋问属，这是元朝举行的第一次廷辩，发生在忽必烈即位的第二年，即中统二年（1216），地点在开平。作者例举6例元朝的廷辩，得出廷辩的特点是：第一，廷辩是针对具体的人或事而进行的，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ldo;大政&rdo;，尽管有些廷辩内容涉及到国家政策等方面。第二，延辩的核心在于&ldo;辩&rdo;。也就是说，意见相对立的双方进行面对面的辩论，而且其中一方往往为当事人。第三，廷辩之&ldo;廷&rdo;是朝廷之意，但廷辩并非都是在朝堂之上或御前举行。第四，廷辩的随意性。首先，什么样的事要廷辩，什么样的不要廷辩，并无明确界定。第五，廷辩参加者可以是达官贵族，也可以是中下级官员甚至平民。第六，对廷辩结果的裁决也有随竟性，它完全依皇帝的意志而定。廷辩是蒙古民族性在政治运作中的体现，是蒙古旧制在元朝的延续。元朝的廷辩，除从其总的方面是蒙古贵族统治意识的粗旷、直接、简单的表现外其需要和精明之一面，即他们利用廷辩以达到某种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