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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第1页)

邓广铭(1907‐1998)字恭三,山东临邑人。历史学家,公认的宋史泰斗。

邓广铭研究古代史,最早却以新文学为人所知。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之前,他曾就读于辅仁大学,恰逢周作人来校讲新文学。周作人自称&ldo;既未编讲义,也没有写出纲领来,只信口开河地说下去就完了&rdo;,谁知讲完之后,&ldo;邓恭三先生却拿了一本笔记的草稿来叫我校阅,所记录的不但绝少错误,而且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这尤其使我佩服&rdo;。

结果这本笔记当年就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名出版了。周作人将稿费送给邓广铭,他用这笔钱买了一部线装二十四史。老友张中行后来感叹,周作人讲课北调搀和南腔,其中又有不少专业知识,颇不易记,邓广铭却像是轻而易举,不止记了,且接着就印成书,&ldo;一个初进大学之门的学生,才竟如此之高,学竟如此之富,简直不可理解&rdo;。

陈寅恪在《邓广铭〈宋史&iddot;职官志考正〉序》中写道:&ldo;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rdo;有&ldo;复振&rdo;的希望,所以&ldo;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应致力者&rdo;。然而,这一件工作却并不容易做,因为《宋史》阙误特多,而在诸正史中,卷帙最为繁多,故&ldo;数百年来,真能熟读之者,实无几人&rdo;。

由此可见,欲治宋史,必须有勇气、有才学。邓广铭无疑就属于这不多的&ldo;几人&rdo;之列,史学大家周一良甚至认为他堪称&ldo;20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rdo;。

邓广铭穷毕生之力研究宋史,而他早年读罗曼&iddot;罗兰的《贝多芬传》,又萌发了写中华民族英雄人物传的念头,于是以史笔为王安石、岳飞、辛弃疾、陈亮等立传,为他们钩沉、辩诬,对他们作出公允的评价。他写王安石,写的是&ldo;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rdo;的三不足精神;写陈亮,是写&ldo;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rdo;的特立独行气概;写岳飞,写的是&ldo;待从头,收拾旧山河&rdo;的壮志。

他的《岳飞》被称为名著,1945年抗战胜利之际由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ldo;这是一个巧合,出版正赶上那场民族战争的胜利。&rdo;邓广铭的女儿邓小南告诉记者,&ldo;书是在抗战中写的,里面寄托着他的慷慨报国之心。&rdo;上世纪80年代此书增订再版,印数达到17万余册,对于学术著作,这是少见的印数,可知此书受欢迎的程度。

邓广铭写这些豪杰,同时也将此种情怀躬行于自己的人生实践。长期随伺父亲左右的邓小南对父亲的印象是两个词,耿介和磊落。&ldo;他们那一辈学人,经过那么多曲折,很多人改变了,但他总体上还是磊落的。他自己在&lso;运动&rso;中有过违心的言行,这他从来都承认,承认得也很磊落。&rdo;

一些老朋友默认学界不良之风,邓广铭会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他的学术商榷文章,总是直指根本,非常尖刻。家人劝他随和一点儿,他却斥之为&ldo;乡愿&rdo;。邓小南感叹:&ldo;他这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界风气,那时的学者坦诚相见,大家习以为常。但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rdo;

时代变了,然而邓广铭依旧沉浸在他以往的理念中,依旧渴求思想的交流甚至交锋。他的不肯屈就,使他在晚年失去了很多本来能够谈话的朋友,以至于家人不时能察觉到他精神深处的孤寂。

邓小南说,其实父亲晚年珍视每一次沟通交流的机会。他耳朵不好,戴上助听器效果也不大,凡有电话找他,他会立即让家人搬来一张小椅子,端坐在那儿,双手把着电话筒,把耳朵紧紧地贴在上面……说到这里,邓小南的声音有些悲凉。

邓广铭一生,有声有色,有棱有角。在临终前的病榻上,他对女儿说:&ldo;我死了以后,给我写评语,不要写那些套话,&lso;治学严谨、为人正派&rso;,用在什么人身上都可以,没有特点。&rdo;

也许,葬礼上的一句挽联会符合先生的心愿:&ldo;直道挺儒林,矫俗惟凭孤剑勇。&rdo;

邓广铭:逝去的学风(2)

老友季羡林在回忆邓广铭时提到过一个词&ldo;后死者&rdo;,感慨于这个词里面所蕴含着的哀思、回忆、抚今、追昔,还有责任、信托。季老以&ldo;后死者&rdo;自勉,反观已逝的邓先生,他又何尝不是岳飞、辛弃疾、王安石、陈亮……这些宋代大豪杰们的&ldo;后死者&rdo;呢?

此情境,&ldo;千古知音&rdo;一句,足矣。

雷海宗:历史的碎片(1)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河北永清人,著名历史学家,长期任教于清华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教于南开大学。

雷海宗人生的三个碎片,被他的学生记录如下:

‐‐‐上课铃响后,只见一位小老头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双腿,吃力地坐在讲台后的一把椅子上。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子,我不觉生出几分恻隐之心。在那一瞬间,阶级斗争的观念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无影无踪。此刻,教室里异常安静……

这是1962年春,雷海宗在南开大学重上讲台。

‐‐‐他走进教室,摘下那顶旧呢帽放在台子角上,一枚校徽老是倒插在上面,他真没工夫管这些。你看他,喘着气,脸上的红潮还来不及退,他就在黑板上写了一个&ldo;战国之社会经济&rdo;,信口讲了下去,讲来又是那么的轻快、流利、生动,使历史上一个个人物都活了起来,一件件事都在墙壁上来回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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