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思韦特先生的自信心猛地回到了身上。他感受到一种突如其来的力量。他故意想显得戏剧性一点。
“我来告诉你吧。我见过巴纳比夫妇,你知道。我了解特殊的细节。跟我来,你会来到幕后,从内部看清情况。”
奎因先生鼓励地微笑着,探身向前。
“如果有人能向我展示这些,那这人就是萨特思韦特先生了。”他低声说道。
萨特思韦特先生两只手抓着桌子,精神振奋,不能自已。这一刻,他是个简单而纯粹的艺术家——一位以语言为媒介的艺术家。
寥寥数笔他便迅速勾勒出一幅迪灵山庄的生活景象。乔治·巴纳比爵士,上了年纪,身材肥胖,财大气粗,总是把时间花在生活琐事上,每星期五下午给他的表上发条,每个星期二上午支付家务开销,每天晚上都要看看前门是否上锁。一个小心谨慎的男人。
然后,他从乔治爵士说到了巴纳比夫人。这会儿,他语调柔和,但仍然肯定。他只见过她一次,但是对她的印象却清晰而持久:朝气蓬勃,目中无人——年幼无知。一个被困住的孩子——他就是这么形容她的。
“她恨他,你明白吗?她嫁给他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现在——”
她不顾一切——他这么描述道。兜兜转转。她自己没有钱,完全依靠上了年纪的丈夫。但她仍然陷入了困境之中——仍然不确定自己的力量——拥有华而不实的美貌,并且很贪婪。萨特思韦特先生对此确凿无疑。反叛与贪婪并存——紧紧抓住生活。
“我从来没见过马丁·怀尔德,”萨特思韦特先生继续说着,“但我听说过他。他住在不到一英里的地方。耕作,这是他感兴趣的行业。而她对农业有兴趣——或者假装如此。依我看,就是假装的。我认为她把他看成是唯一的逃避途径——于是她抓紧他,很贪婪,像个孩子似的。这样就只有一个结局。我们知道结局是什么,因为当庭已经读过那些信件了。他保留了她的信,而她没有,但从她写的内容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正在冷静下来。他承认是这样。另外还有一个女孩,她也住在迪灵谷的那个村子里,她父亲是那儿的医生。可能你在法庭上见过她?不,我想起来了,你说你没在那儿。我应该向你描述一下她。一个漂亮的女孩——非常漂亮,温柔。也许——没错,也许有点傻乎乎的。但非常安静,而且忠诚。最重要的是,忠贞不二。”
他看了看奎因先生以寻求鼓励,而奎因先生给了他表示赞赏的微微一笑。萨特思韦特先生继续说了下去。
“你听说了最后宣读的那封信了吧——我是说你肯定在报纸上看到过,写于九月十三日星期五上午的那封信,充斥着绝望的指责和含混的威胁,结尾处乞求马丁·怀尔德先生当天晚上六点去迪灵山庄。‘我给你开着侧门,这样就没人知道你来过这儿。我会在音乐室里。’信件是派人递送的。”
萨特思韦特先生停顿片刻。
“你记得吧,马丁刚刚被捕的时候,他否认那天晚上去过那幢房子。他声称他拿着枪去树林里打猎了。但是警方出示证据之后,供词不攻自破。别忘了,警方在木头侧门和音乐室桌上两只鸡尾酒杯中的一只上面都发现了他的指纹。后来,他承认他去见了巴纳比夫人,他们进行了一番激烈的争执,但最后他安抚好了她。他发誓说他把枪靠在了门外的墙上,而他离开的时候,巴纳比夫人还好好地活着,时间是六点十六或十七分。他说他直接回了家。但是证据表明他六点四十五分才到家,而正如我刚才所说,两个地方距离不到一英里,根本不需要半个小时。他宣称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枪。这个陈述不太可信,然而——”
“然而?”奎因先生问。
“这个嘛,”萨特思韦特先生慢条斯理地说道,“也有可能,不是吗?当然,辩护律师嘲笑了这个假设,但我觉得他错了。要知道,我认识很多年轻人,这些感情上的事会让他们特别难过,尤其是马丁·怀尔德这类人——忧郁而神经质。而现在的女人们往往能承受这种场景,而且事后会觉得好很多。她们会用全部的聪明才智应付这种事,就像是有个安全阀门在稳定自己的神经。但我能明白马丁·怀尔德是在头昏脑涨、有气无力、痛苦难过的情况下离开的,因此完全没想起他靠在墙上的枪。”
他沉默了几分钟,接着说道:
“这不重要。因为接下来的事再清楚不过了,非常不幸。听见枪声的时候正好是六点二十分。所有的仆人都听见了,厨师、帮厨女工、管家、女仆,还有巴纳比夫人自己的女仆。他们跑进音乐室,看到她躺在椅子扶手旁边,缩成一团。因为是紧贴着她的后脑勺开的枪,所以子弹没机会散开,至少有两颗子弹射入了大脑。”
他再次停了下来,奎因先生随意地问道:
“我猜,仆人们做证了吧?”
萨特思韦特先生点点头。
“是的。管家比其他人早一两秒钟到达那儿,但他们的证词几乎完全一样。”
“所以他们都做证了,”奎因先生思忖道,“没有例外?”
“这会儿我想起来了,”萨特思韦特先生说,“那个贴身女仆仅仅是在审讯的时候被传召过。她后来去了加拿大。”
“我明白了。”奎因先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