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沉默。不知怎么的,一种不安的气氛笼罩了小饭馆。萨特思韦特先生忽然觉得自己似乎处于防守状态。
“她为什么不应该呢?”他突然问道。
“她为什么应该呢?”奎因先生耸了耸肩。
不知怎的,这个问题让萨特思韦特先生有点气恼。他想绕开它,回到自己熟悉的领域。
“是谁开的枪这个问题没什么可怀疑的。实际上,仆人们似乎有点失去了理智。房子里没有人管事了,几分钟之后才有人想起来给警察打电话。而当他们想报警的时候,发现电话出了故障。”
“哦!”奎因先生说,“电话坏了。”
“是的。”萨特思韦特先生说,突然感觉自己说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当然了,有可能是被故意弄坏的。”他慢吞吞地说道,“但这看上去没什么意义啊。死亡就在一瞬间。”
奎因先生没说话,萨特思韦特先生感觉他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
“除了年轻的怀尔德,没有人可疑。”他继续说道,“甚至,根据他自己的说辞,枪响的时候他刚刚离开房子三分钟。而其他人谁会开枪呢?乔治爵士在隔着几栋房子的地方打桥牌,他六点半离开那儿,在大门外刚巧碰上了给他捎信的仆人。六点半整,最后一局结束——这一点毋庸置疑。接着就是乔治爵士的秘书,亨利·汤普森。那天他在伦敦,枪响时他正参加一个商务会议。最后是西尔维娅·戴尔,她有很好的动机,但事实上她跟此事不可能有半点关系。她在迪灵谷车站给一个朋友送行,是六点二十八分的火车。这样她也被排除在外。然后是仆人们。他们中的某个人究竟有何动机?除了他们几乎同时到达事发地点。不,一定是马丁·怀尔德。”
但他说话的底气并不足。
他们继续吃午饭。奎因先生并不健谈,而萨特思韦特先生说了所有他应该说的话。但沉默不是毫无益处的,其中充斥着萨特思韦特先生越来越多的不满,因另一个人的全然沉默而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得到加强、孕育。
突然,萨特思韦特先生哐当一声放下了刀叉。
“假设那个年轻人真的是无辜的,”他说,“他要被绞死了。”
他的样子非常震惊、苦恼。而奎因先生仍然没说话。
“似乎不是——”萨特思韦特先生欲言又止,“那个女人为什么不应该去加拿大?”他没头没脑地结束了自己的话。
奎因先生摇摇头。
“我甚至不知道她去了加拿大的哪里。”萨特思韦特先生急躁地继续说道。
“你能找到吗?”对方问道。
“我想我可以。那个管家,他知道。也许汤普森,那个秘书,也知道。”
他又顿了顿。当他重新开口的时候,语气几近恳求。
“这件事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吧?”
“一个年轻人三个多星期之后会被绞死?”
“哦,是的,如果你这么理解,我想是的。没错,我懂你的意思。生与死。那个可怜的姑娘也是。我可不是头脑顽固——但是,毕竟——但是有什么好处?整件事情都非常不可思议,不是吗?就算我找出那个女人去了加拿大的哪个地方——唔,这也许意味着我应该亲自到那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