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装置》的乐观基调使我重新面对智能机器的时候,神经十分紧张。我用一个与它不同的新背景,不同的新观点,写了《束手无策》,描述机器人入侵之后人类进行的顽强抵抗和遭受的悲剧性失败的故事,故事的主人翁是一个典型小镇里典型家庭中的一个典型人物。这个悲观的主题,我认为,是有效地得到了体现的:带着最美丽的愿望制造的可能最佳的机器,成了极端恐惧之源。
这种辛酸的悲观主义观点,确切地说,不是我自己的。我很少为了表现一种主题而创作故事,因为强调主题,往往会使塑造的人物失真,描写的情节变形。真正的主题,我觉得,似乎来自故事本身,并使故事更具有深度,更具有感染力。
坎贝尔认为:可以新创一种超机械力,使之发展成为可以控制机器人的一种能力。对此我可不敢苟同。根据定义,作为尽善尽美的机器人,它们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存在下去。当故事情节在我的头中越来越鲜活的时候,人类那种心理物理能力最终却还原成了普通的物理力,因此,最终还是摆脱不了智能机器人控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消灭机器人的新努力却以新的失败告终,因为机器人这时能俘获、控制每一个人的思想,人类成了被自己制造的最佳机器人所操纵的木偶。
对这部小说的误解,部分地来自故事的结局。为了避免与《束手无策》的结局雷同,我进行了一种文学创作中的尝试。小说的结局,据我的观点,绝不是仅仅用&ldo;无望&rdo;两字可以概括得了的‐‐但是,我借那些经过洗脑、因机器人而感到高兴的那些人之口表达出来。
出乎意料的是,这种结局结果导致了模糊性,出现了多种解释。没有两个评论家对小说结局的看法完全一致的。自那以后,许多读者认为小说阴郁的基调是我的本意,但也有更多的读者认为受过洗脑的人的态度就是我自己的态度。
比如,哈罗德&iddot;l&iddot;伯杰最近发表了题为《科幻小说和新黑暗时代》的研究文章,在这篇研究反乌托邦文学的文章中,他把《束手无策》和奥韦尔的《一九八四年》放在一起,归入&ldo;最黑暗的反面乌托邦的观点&rdo;一类,这与我自己的看法是不谋而合的。然而,当他开始讨论这部长篇的时候,他对我&ldo;突然转变的亲机器人态度&rdo;提出质疑:这是仅仅表现了&ldo;一个故事讲述者的精湛技巧&rdo;?还是表达了一种新的信念:&ldo;人类必须屈从于保护性技术的专制,或成为破坏性技术的牺牲品&rdo;?
其实,我对这些多种多样、甚至矛盾的反应并不是全然不高兴。模糊性具有它自身的审美价值。我认为任何作家都不可能对最佳地运用技术这样一个人类的主要问题给予真正令人满意的结论性回答。只要他能提出问题,指出它的重要性,探索几种可能的解决办法,也许就已经足够了。
无论如何,我认为这部小说确实具有另一种含义,与伯杰所说的比较相近。至少我认为,智能机器人不仅仅像征一种终极技术,也隐喻了社会和个人之间一种古老的冲突。
小说脱稿几年之后,这第二种含义还撞击着我的心灵,因为这时我开始意识到:它的情感内涵来自我自孩提时代的经历。孩提时,我就生活于与父母和其他成年人的冲突之中,他们与机器人一样仁慈,相对于我来说也很有力量,他们所有人都总是与我过不去,但却一再口口声声说这样做是为了我本人好。
我出生的头三年是在墨西哥北部马德雷山的一个孤零零的大农场里度过的,我母亲以前常常说,要到汽车开得到的地方,需要骑整整一天的马。那个大山的荒凉对她来说是有点难以忍受的,部分原因是她对婴孩的我太关心了。怕野蛮的印地安族的阿帕切人,怕草丛中的毒蛇、怕深山里的狮子,甚至怕我在光秃秃的地板上爬,她大部分时间把我锁在有欣栅栏的婴儿床里,而我却至少需要在泥地上爬上一爬的自由。但是,我不得不爱他,因为她爱着我。然而,作为看护我的&ldo;狱吏&rdo;,残酷地违背我的意愿,她被怨恨也是难免的。
那一定是我本人首次卷入人类普遍存在的两难困境中。我们人类天生就是追求自由的动物,但是我们不能单独生活。要与同胞、家人和朋友和睦相处,要处理好与学校、法律的关系,要与社会文化及其信奉的上帝摘好关系,要处理好这些关系,我们必须学会妥协退让。我们之中的少数人在与社会的交易中讨价还价很在行,从中获得了最大的便宜,赢得了朋友和爱人,挣得了名誉和地位,成了主宰社会的实权人物。大部分人却没有这样成功,做出很大很痛苦让步,获得的报酬却极不稳定,而主宰自己命运的那些人又这样可恶可恨。另外的少数人属于背叛者,十分顽固,不肯作出丝毫的让步,一生都采取蔑视的反抗态度。
这种社会妥协就是做人的代价。在我们人类存在之前的那种简单形式的动物&ldo;家庭&rdo;里‐‐在我们的祖先还没有从森林里移居到草地上的时候,斗争的压力一定是最小的,虽然我猜想那时的斗争也已经是够真实、够痛苦的了。当这些动物一步步地有了伟大的进化:手脚分工‐‐直立行走的双脚制造工具的两手,狩猎群体的形成和说话声音的出现,做人的代价就更高了。社会更加复杂,要求也更高,原始动物就进化成了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