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卖方并购来说,开始与投行接洽,商量出售,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能回头的单行道。长时间待售是不利于卖方的,一旦待售的消息公开,贱卖都好过卖不掉,所以交易最后的成功率也就更高。
买方并购则完全不同,它不是一个程式化的拍卖过程,中途可能出现很多难以预测的意外状况,也许双方价钱谈不拢,也许具体条款出现了不可调和的问题,也许到了临门一脚,又有人跑来突然抬价,最后成功收购的是其他的买主,甚至还有买家突然改变了主意,宁愿付分手费离场。
而交易的大部分佣金要在整个deal完成之后才能到手,这也就是为什么从盈利的角度出发,投行都喜欢代表卖方。
但丁之童知道甘扬的决心,可能不会有人比她更加了解了,他从多久之前就开始在思考,最初只是一个奇奇怪怪不太现实的念头,在他从伊萨卡到泉州,到越南,再到上海的漫长历险中慢慢地丰满成型。
而与此同时,她也尤其深刻地理解了秦畅那天在茶楼跟她说的话——投行从业者作为中介,虽然不直接创造价值,却在促成交易的过程中实现了帕累托改进。
就像秦畅一直强调的,他们这些中介的未来其实还是在买方并购上,因为只有这一边才涉及到更多沟通,斡旋,以及建模和报价策略上的技术性分析。
一笔笔的烂deal曾让她怀疑人生,可一旦遇到好的交易,真的就是一种互相成就的感觉。
她甚至发现,虽然一个做实业,一个做中介,甘扬和秦畅这样两个看似天差地别的人之间其实也有着一些相似的地方。
当绝大多数人都忙着找寻各种成功的捷径,追求成名要趁早,争着做同一级别里年纪最轻的那一个,还有到处可见的网络许愿“一夜暴富!”其实很少有人愿意选择踏踏实实地做一个长期主义者,好好地去做琢磨一个自己最了解,也真正钟爱的慢变量,宁愿大器晚成。
同样是在那几天,宋明媚又找了一个律师,把离婚分成了财产和抚养权两个部分来讨论。
她觉得丁之童说的有道理,所谓风险的确应该交给专业的人去判断,既然医生不行,那就律师吧。
第一位律师已经给她分析过,2到10岁之间的孩子判给谁,法庭主要会考虑以下几个条件:是不是会改变孩子的生活环境?有没有其他家庭成员帮忙照顾?
她和邓柏庭都在上海生活,经济条件不相上下,双方均是父母健在,这几项两人之间的差别都不大。
但第二位律师多年专注于夫妻反目撕逼,又给了她一条思路——因为现在涉及的是两个孩子,法院本着和谐社会的原则,一般都会判一人一个。你两个都要,那势必就得证明对方有重大缺陷,而抚养权官司中的重大缺陷只有两种: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和以未成年人为受害者的犯罪记录。
宋明媚灵光一现。
公司买了团队商业医疗险,邓柏庭父母的保险就挂在她的账户下面,这些年一直是她在替他们挂号。她让律师联系人力资源的同事,再去找保险专员,调取了邓父治疗乙肝大三阳的全部医疗记录。又让律师去小区邻居那里取证,问人家有没有看见或者听见过邓柏庭打孩子?
所有这些其实都不是重大缺陷,但却伤了邓柏庭的面子。公司只是几十个人的小公司,房子还是他在大厂任职的时候买的,小区里有不少圈内的朋友。
几天之后,果然接到邓柏庭的电话,气势汹汹地质问:“你什么意思啊?!”
宋明媚静默,稳了稳才开口:“你可以去咨询一下你的律师,现在找工作没有乙肝歧视,但让一个大三阳的人照顾孩子就是另一回事了。”
邓柏庭直接反驳,说:“我可以自己带啊,不就是请人么?”
宋明媚并不意外他的反应,又道:“你记得那次你把语林关在门外,把玩具扔在他身上,还对他说再吵就打死他吗?你知道我们家院子里有摄像头吗?”
邓柏庭没有回答。
宋明媚继续:“他在学校对别的孩子也说过类似的话,我这儿还有他们班主任跟我微信沟通的记录。”
“你威胁我啊?”邓柏庭反问。
宋明媚还是等着他那一阵情绪过去,话说得坚决但也诚恳:“不是的,我们不说夫妻一场,至少做了这么多年的合伙人。你见过我做事的方式,也了解我的脾气。我不想弄成那个样子,但真的到了那一步,我也不怕。”
邓柏庭怔了怔又要骂起来,宋明媚却又放软了声音说:“老邓,你才三十出头,成功人士,还有大好的人生。我下个礼拜就要做手术了,你何必难为我呢?”
电话就此挂断,她没有等着听他的答复,却知道这一回合的谈判一定又是他心态先崩。
事情过去之后,她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丁之童。
丁之童问:“你真的有视频?”
宋明媚笑了,摇摇头:“早就找不到了,而且律师说只要不是长期殴打,不构成虐待,对争夺抚养权没有多大的作用。但你有句话说得特别对,我为什么要怕一个心理不成熟的妈宝呢?他每一次重要的谈判都是靠我完成的,我跟他谈,怎么可能输给他?”
“然后呢?”丁之童又问。
“然后?”宋明媚笑出来,“我就祝他幸福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