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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第1页）

王冶秋还叮嘱：&ldo;做成模型送北京。&rdo;

模型在一九五三年春做好了。这年六月十九日，中共上海市委派沈子丞带着模型前往北京，送到中共中央宣传部。

王冶秋、胡乔木看了模型之后，转呈毛泽东、董必武观看。

董必武看了说：&ldo;是这座房子。&rdo;

毛泽东看了则说：&ldo;叫包惠僧去上海看一看。&rdo;

于是，一九五三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李兰天、杜民奉命来到北京西四羊市大街四十八号，寻访内务部研究员、五十九岁的包惠僧。他本名包道享，又名包晦生，后来改名包惠僧。他也是中共&ldo;一大&rdo;的出席者，历尽风风雨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从澳门返回北京，安排在内务部工作。毛泽东记起了这位老朋友，要他写点回忆文章，并到上海实地踏勘。

一九五四年三月，包惠僧与李书城夫人薛文淑一起来到上海。包惠僧出席过中共&ldo;一大&rdo;，而薛文淑则是当年望志路一○六号的女主人。他们详细回忆当年的情景，使中共&ldo;一大&rdo;纪念馆的布置越来越接近于原貌。只是薛文淑指出会议是在楼下开的，一时定不下来‐‐因为李达说是在楼上开的。当然，薛文淑的回忆，显然比李达可靠。因为薛文淑是那里的主妇，天天在楼下吃饭，餐桌便是那张长方桌，而中共&ldo;一大&rdo;的代表们是围着长方桌开会的，理所当然是在楼下。

不过，薛文淑没有出席会议，而李达是中共&ldo;一大&rdo;代表，李达的话势必比薛文淑更富有权威性‐‐尽管李达只在那里开过几天会。人们仍遵从李达的意见，把会议室布置在楼上，供人瞻仰。

一九五六年春节，事先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一辆轿车驶入兴业路。从车上下来一位白发长者，留着白色髭须，那面孔是报上照片里常可见到的。哦，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共&ldo;一大&rdo;代表、七十岁的董必武!

董必武作了&ldo;裁决&rdo;。他说：&ldo;当年开会不在楼上，而是在楼下，会议室应该布置在楼下。&rdo;

董必武说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ldo;当时不似现在，人家有女眷，我们怎么好走到楼上去开会呢?何况那时我们的会议还有外国人参加。&rdo;董必武的话，一锤定音。从此，那长方桌从楼上搬到楼下，完全恢复了历史原貌。董必武兴致勃勃，当场挥毫题词。他借用《庄子&iddot;内篇&iddot;人间世》的一句话，写下自己的无限感慨：&ldo;作始也简，将毕也巨。&rdo;（《庄子》原文为：&ldo;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言者，风波也；行者，实丧也。&rdo;）这八个字，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ldo;简&rdo;到&ldo;巨&rdo;的历程。中共&ldo;一大&rdo;纪念馆自从一九五二年建立以来，至二○○三年六月已经累计接待了海内外参观者一千多万人次。

如今，中共&ldo;一大&rdo;纪念馆的展览场地已经显得狭小，自一九九八年六月起开始扩建‐‐原纪念馆保持原貌，在西面新建一幢仿造上海石库门式的建筑。扩建之后，陈列面积比原先扩大了四倍。

第一部分：小引追寻美国发现中共&ldo;一大&rdo;文献1

费尽周折，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找到了中共&ldo;一大&rdo;会址，恢复了当年的原貌。

然而，会址只是表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什么地方召开。会议的内核‐‐中共&ldo;一大&rdo;文件，却茫然不知所踪。健在的中共&ldo;一大&rdo;代表们都记得，中共&ldo;一大&rdo;曾通过一个纲领和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显然，这是中国共产党极端珍贵、重要的历史文献。寻找这两篇历史文献，其意义绝不亚于寻找中共&ldo;一大&rdo;会址。遗憾的是，这两篇文献当时只有手抄稿，并没有正式发表过。在那样动荡的岁月，几份手稿能够保存下来吗?沧海横流，何处寻觅?

早在一九三七年‐‐在中共&ldo;一大&rdo;召开后的第十六个年头，尼姆&iddot;韦尔斯女士在访问陕甘宁边区时，便向中共&ldo;一大&rdo;代表董必武问起了中共&ldo;一大&rdo;文献的下落。

在尼姆&iddot;韦尔斯所著的《中国共产党人》一书第一卷《红尘》中，记述了董必武的回忆：&ldo;原来陈独秀要参加会议并确定为这次会议的主席。但是，那时他必须在广东，于是张国焘代替他。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rdo;是的，是&ldo;都丢失了&rdo;!&ldo;一份也没有了!&rdo;一年又一年流逝，中共&ldo;一大&rdo;文件杳无音信，遍寻无着……完全出乎意料的事，发生在大洋彼岸‐‐与中国万里之遥的美国纽约。

一九六○年，坐落在纽约的美国排名第七号的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名叫韦慕庭（cartwilbur，按照音译，应译为c马丁&iddot;维尔巴，而他却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式名字&ldo;韦慕庭&rdo;）的美国人，处于极度兴奋和极度忙碌之中。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史教授，曾和夏连荫编过《关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在华苏联顾问文件，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七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颇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