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n)的印度军事学院,虽然如此,他在态度和工作上都比考尔更接近于桑赫斯特的标准。他是个有实战经验的军人,在缅甸战场上曾荣获陆军十字勋章
[投笔从戎注:军功十字勋章(theilitary
cross)。马内克肖在缅甸战场因异常的勇猛获得了这枚勋章。他在率领一次反攻时腹部受了重伤,师长科文少将(neral
wan)怕他死掉,赶快把自己的军功十字勋章别在他身上,并说:&ldo;死人是不能获得军功十字勋章的&rdo;。]
;他不大愿理睬那些政客们,更不愿理睬那些巴结奉承这些政客的军人。他敢说敢道、聪敏机智(&ldo;考尔的崽子们&rdo;这句双关话就是他创造的),而且不掩饰他对考尔的轻蔑。
这两个军官代表着,或者说是象征着,印度陆军军官中两种不同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倾向。马内克肖(这是个帕西族(parsee)的名字)体现了陆军中的英国传统。在它的最好的一面是:精通本行,热爱军职,厌恶阴谋和厌恶政治(这两个名词被认为是同义语),以及宁愿担任作战任务而不愿担任参谋任务。但这个传统也还有另外的一面,就是过多地强调英国部队军官食堂的那一套繁文缛节,而这些东西在独立后的印度往往会造成磨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多数的陆军食堂中,除了印度仆役以外,很少看到带有印度色彩的东西;在印度陆军中的印度籍军官一直居于少数地位,而且他们也都象英国人一样地英国化了:只有星期天的午餐才吃咖喱饭,而且要使用匙和叉;进食堂如不穿会餐制服,也必须要穿常礼服;不喝酒会被人认为有怪癖之嫌;吃素是士兵的事,军官没有吃素的;印度音乐象猫叫一样难听;用印度语讲话简直是丢丑。但在大战期间,随着陆军的不断扩充,新的一代和新的阶层的印度人当上了军官。他们大多是在城市里长大,出身于不那么富裕的资产阶级而不是贵族的家庭;他们都懂得些政治,甚至在政治上已有所从属,不象他们的上司们那样认为政治即便不是危害社会安全的东西,也是肮脏的东西。这新的一代军官的多数也适应了军官食堂的那一套传统习俗,但其中有些人却抵制和厌恶它们。对他们来讲,咖喱饭是正规的食品,而且应该用手抓来吃;无论那一种印度服装都比常礼服更可取,也更舒服;不喝酒、不吃肉只不过是根据本国人民的生活方式行事,完全可以根据每个人自己的好恶决定。在印度独立后,这些微不足道的琐事成为更加深刻的矛盾的两方斗争的课题,一方是那些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军官,责怪他们的上司们曾为英国人服务,也瞧不起他们处处模仿过去统治者的那副样子;另一方就是象马内克肖那样的人,他们认为军官食堂的礼仪的印度化,就意味着部队标准的降低。对于马内克肖一派人来说,这些传统之所以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不是由于它们来源于英国,而是由于它们历来就是陆军的传统。而他们的批评者们则认为,这不过表现了他们奴隶成性、矫揉造作,说明他们还没有能够接受印度独立的全部含义。
考尔本人虽然属于较老的一代,但在精神上却倾向于具有更多的民族主义色彩的较年轻的一代。他在自传中说明,他很早以前就不喜欢英国人,也不喜欢那些在他看来是企图&ldo;讨好主人,赢得廉价的声望,然后爬上去占居最高军事地位&rdo;的印度人。他有充分的理由厌恶这位颇为英国化的马内克肖。一九六一年下半年,有人报告说,马内克肖公开地对考尔进行了尖酸刻薄的嘲笑,同时也讲了一些对梅农很不尊重的话,这就为他提供了对马内克肖及其一伙进行反击的机会。如同考尔自己所讲的那样:
我们的某些高级军官,惯于发表轻率的和有倾向性的言论,公开地反对我们的国家领导人,颂扬过去在印度的英国统治者。他们有时还暗示说,只有采取某种独裁统治,才能使我国的事务摆脱混乱状态。我了解到有关少数高级军官反国家的轻率言论的具体案情‐‐其中有些话是当着外国人的面讲的。我把这些情况书面报告了……塔帕尔将军,他转达给国防部长,国防部长又上报给总理。
于是,就组成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来审理对马内克肖的指控,指控是说他不逊地批评自己的上司和文职的领导官员,也就是说不忠诚。马内克肖进行了斗争,军事调查委员会指出他本来应该较为谨慎一些,同时不但宣布他无罪,还建议应惩处那些指控他的人‐‐当然不是考尔,而是那些把马内克肖的一些话向上反映的下级官员。但无论如何,由于这次指控,马内克肖的提升被压下来了,而且如果没有发生一九六二年的那次大溃败,他会被迫退休,而退休时仍不过是个少将。
[投笔从戎注:后来(本书写作之后),第三次印巴战争中,马内克肖在陆军参谋长任上表现杰出,获元帅衔。]
马内克肖案件的教训是清楚的,它对已经受到损害的军官们的士气和团结进一步产生了破坏作用。军官们即使在朋友面前讲话,也都小心翼翼;因为大家都很清楚,要想得到提升,唯一的途径就是博得考尔及其一伙的好感。由于害怕告密而出言谨慎,再前进一步就是选词择句来讨好军职或文职的上司。使得高级军官都变得不是奉承拍马,就是唯唯诺诺,其代价之大,在后来边界战争中得到了可悲痛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