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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第1页)

所以武则天也要去制造她的逻辑。她发觉自己之为唐朝的皇太后已经不能控制眼下局面,即令儿子作傀儡皇帝也仍不能解决问题,只有一身挺当,&ldo;革唐命&rdo;,自称武家源出于周文王,本身为&ldo;圣神皇帝&rdo;。好在《周礼》这样一部有假历史的经典,充分的表扬着中国传统里国家之为王者禀承自然法规一手创制的乌托邦等等思想可以全部利用(例如吏部与天对,户部与地齐,礼为春,兵为夏,刑为秋,工为冬等等间架性的设计和一种美术化的趋向)。而被她推崇的佛教,又无形中倡导众生平等,男女也没有基本的区别(但是她仍提倡孝顺父母,在高宗时已经禁止父母向僧侣行礼,龙门石窟的佛像了是替她父母祈福)。既有《大云经》,则可见得大周皇帝虽为女身仍可能为弥勒复生。

武则天引起历史家好奇心的地方,在于虽出于很不利的条件之下,但她的作为仍能成功。她做皇后28年,皇太后7后,兹后又以本人名义做皇帝15年,除了因她自己而产生的问题之外,国家也未遭受过重大的变故。她在697年诛来俊臣之后,统治已比较和缓。中宗的复辟,仅有极少量的流血。所称&ldo;社稷宗庙陵寝郊祀行军旗帜服色天地日月寺宇台阁官名并依永淳以前(公元682年)故事&rdo;,就轻而易举,可见这些名义和外表上的事物,只是武则天作大独裁者的工具,并不是她施政的真髓。

武则天是否丽质天生,今日已无法分辨,一个简捷的说法,则是她的才貌识见都不能为中庸。她即有&ldo;掩袖工谗,狐媚惑主&rdo;的能力,那也只能算是当初夺取权位的一种手段,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早被她以后的作为所压倒。我们要确定她在历史上的地位,还是要考虑到她的时代和环境。而她的长寿,则比她的相貌及胆识还要重要。

公元7世纪的下半期,可以视作以隋唐宋为门面的&ldo;第二帝国&rdo;的一段调整与重新配备的时期。第二帝国由拓跋民族强迫的将一些游牧民族的部落改造为农业社会,先组成一个北魏政权的核心,由山西扩大至河南,更贯穿至陕西。其前身经过北魏北齐北周各阶段,都离不开胡人汉人的政权,采取&ldo;周礼式&rdo;的书面设计控制着极大数量的小自耕农的姿态。所以三长制、均田制、租庸调制及府兵制的着眼,都不外以一种极简单的数学公式管制经理成千万的人口。第二帝国之隋唐,承袭了这体制。它们遇到了最大的问题,一是因为国土扩张,需要将这种原始组织由黄土区域及华北平原,推而用之于地形复杂,土地所有错乱,物产和交通迥异的地区,其行政原则过于简单,而其企图操纵的对象则过于繁复。

其二则是少数民族之酋领与有门第的汉人联婚,经过北朝各阶段,成为一种新型贵族,也有垄断朝政的趋向。旁的人不说,李唐王朝本身,即受这遗传因素的影响。如太宗李世民之文德皇后长孙氏,及高宗之母。她的祖先即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之兄。他家人历经西魏北周公大人的身分,才改姓为长孙。高宗未立之前,李世民之另一位太子李承乾,也是长孙皇后所生。他就喜欢作突厥语,用突厥服服饰,行突厥风俗。武则天自己的母亲杨氏,也与隋杨为一家。隋炀帝尚有一个女儿为李世民之妃。而隋炀帝即出自独孤氏,也是鲜卑大姓。当时朝中人物类此极多。高宗之舅长孙无忌已如上述。这种新型贵族不仅与下面以文官组织编制大量小自耕农的体制格格不入,而且牵涉少数民族因素,更有分化的力量,长孙无忌未倒之前即有人说他是&ldo;王莽司马懿之流也&rdo;,其原因已非只一端。

又魏晋南北朝以来汉人之世族,&ldo;既不能令又不受命&rdo;,在各地区造成一种超过政治威权的社会力量,至唐初仍未收声敛迹。太宗令人作《世族志》就希望以他所授官爵压倒&ldo;其子孙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犹昂然以门第自负&rdo;的世族。但是他自己手下的大官如魏征、房玄龄和徐茂功仍与这些世族联姻,因之他们&ldo;旧望不减&rdo;。因之高宗又于659年降诏不许11个世族子弟自为婚姻。

这些条件,概括武则天登场前后的背景,所以她执政50年,也包括为高宗之后的一段,实在是亟需调整与重新配备的第二帝国相始终。

如此看来,我们更要体味到denisitchett在《剑桥中国史》里所说,太宗李世民的经营实系人身政治,而非体制型的政治。李治与武则天,自称&ldo;天皇天后&rdo;,才将一个暂时体制,改变而为永久体制。高宗在立武后前已颁布《五经正义》,又于公元651年颁布新订的律令格式(根据太宗遗诏,以永徽代贞观律),他和武后又以洛阳为东都,已经有与民更始的姿态。以后更次曲阜,幸孔子庙,诏各州县修建孔子庙,又同时继续南北朝以来的趋势,大规模而有系统的提倡佛教,崇奉老子,造成&ldo;三教归一&rdo;的体制,在当日算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只是时日久远,我们现在已不容易想象其深切的影响(此点与近代中国受西洋文化影响相似,所注入的新见解,也使一般人士扩大其视界)。

唐朝政治与以前不同之处,则为地方政府亦由中央督导组织,除黔中岭南闽中之外,州县官亦由吏部补授。钱穆提及东汉士人,则说他们道德观念窄狭,讲到唐朝则说&ldo;政权之无限止的解放&rdo;。虽然一是思想,一是官制,而两者之间不能没有共通的关系,否则就不会在前后之间产生这样一个大的差别。佛教已为少数民族所崇奉,而且既能以智度禅定迎合知识分子,也能以净土往生引导俗众,就容易在&ldo;官倍于古,士少于官&rdo;的条件下,发生上下混同的功效。道教的虚寂自然,也有大而化之的用意。这许多思想信仰上的因素,都为政府宣扬而普及化才能在雕版印书、教育比较普遍、水上交通展开、士绅阶层活跃的时代内,作为新社会的一种精神上的支持。我们无从&ldo;证明&rdo;如果没有唐高宗李治与武后的一番安排,唐朝不能继续遣派下级官僚到广泛的地区去上任。只是反过来说,要是这些官僚又都像东汉名士一样,个个以窄狭的道德观念当作社会秩序的根本,并且以私人的意气当作法律执行,则整个组织也就会老早垮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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