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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第1页）

一种封建制度的建立，便有封建意识形态的认同。农奴制的发展不仅需要专制

制度政治上的保障，而且还需要封建思想在理论上的认同。19世纪的贵族历史学家

波将金主张：俄国历史进程与西欧不同，西欧的自由未必适合于俄罗斯民族，“好

的农奴主会比农民自己能更好维护农民利益。”在前面我们提到，到19世纪30年代

贵族思想家、教育大臣乌瓦罗夫提出了官方国民性原则，即“东正教。专制制度和

民族性”是俄罗斯的国民性原则，他宣称：“专制制度与农奴制是两种平行的势力，

二者必须同时发展。”因此，“不发生普遍震荡，即不能触动农奴制度。”贵族思

想家的主张为农奴制的发展在理论上赋予合理性，以知识教化的形式侵蚀了一代代

俄罗斯人。尽管19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成大潮，但俄国的农奴制仍顽固

地延续了半个世纪的统治，到19世纪60年代才废除，并且在农奴制改革后，农奴制

的阴魂仍浓聚不散，长期地阻碍着俄国经济现代化进程。

四、历史重负下的俄国农民群体

农民和地主作为前资本主义的主要社会群体，是封建生产方式的代表者，该群

体的经济活动是我们的考察对象。在农奴制统治下，农民经济行为的异化，导致农

民劳动态度的扭曲、劳动目的的相悖、劳动积极性的下降和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原

始社会里，俄罗斯农民受益于村社和土地，村社是互助和谐的集体，土地是养育农

民的母亲。然而当私有制的封建社会取代了田园诗般的原始社会后，农民对劳动、

对土地态度发生了巨变。自由农民变成了农奴主的依附品，原来曾经给给农民幸福

和希望的土地变成了禁锢他们的牢笼，一年的辛勤劳作之所得几乎全部交予农奴主。

于是农民发现原来自身所固有的素质和力量已变成与自己对立并支配自己的异己力

量，农民“只是物，是耕地的工具”，农民经济行为出现了异化。在人身不自由、

精神受压抑、生活乏饱暖、未来无希望的情况下，农民厌恶劳动，因为劳动不再是

幸福的源泉；农民憎恨土地，因为土地是地主的财产。农民的劳动态度变得消极被

动，对生产和收成漠不关心。18至19世纪的地主申诉书中经常有这样的抱怨，称农

民的劳动是“懒散、迟钝和毫无兴趣的”，“农民荒废领地、践踏庄稼、毒死牲畜，

想方设法破坏主人的田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