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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第1页）

二、参加一战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朝野均认为这是&ldo;对日本国运发展乃至大正年代之天佑&rdo;，纷纷主张趁此机会&ldo;确立日本对东洋之权利&rdo;，结果日本政府不仅迅速向德国提出最后通牒并宣战，然后迅速出兵中国山东省，接管了德国在该地区的所有权益，同时向中国的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体现其&ldo;根本解决中国问题&rdo;、实际上是灭亡中国的&ldo;二十一条要求&rdo;。其内容包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延长日本在满蒙地区的租借权或所有权，汉冶萍公司由中日合办，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任政治、财政、军事顾问等。如果&ldo;二十一条要求&rdo;的内容全部得到实现，那么中国必将处在日本的霸权统治之下，将成为第二个朝鲜。尽管在全中国人民的压力下，袁世凯政府没有答应日本政府提出的全面要求，但还是使日本的侵略势力在满蒙和山东地区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在华中和华南地区也有所伸展。

日本不仅积极扩大在中国大陆的侵略势力，而且对俄国领土也具有较大的野心。1917年11月俄国&ldo;十月革命&rdo;胜利后，沙皇俄国的崩溃为日本向北方扩张提供了可乘之机。1918年1月，日本借口&ldo;保护侨民&rdo;派两艘军舰驶入俄国的海参崴港口，并趁西方国家相邀之机在同年8月出兵西伯利亚，派兵数额逐年增加，最高时兵力达到七万三千人。&ldo;贝尔加湖以东所有村镇都有日军。从海参崴到赤塔，不论是西伯利亚铁路，也不论是中东铁路，各个车站都挂上了日本国旗&rdo;。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因为此时欧洲大多数国家均卷入战争，其商品不得不退出亚洲市场，该地大批的军需订货及生活用品使日本产品出口总额得到迅速增加。正如日本银行调查局所编撰的资料所显示的那样，&ldo;大正4年以来，以协约国俄、英、法等国开始向日本定购武器、军需品、食品等为开端，日本货还大量涌进中国、印度、南洋等世界各地，取代了这些地区的传统商品‐‐欧洲货。另外，随着美国经济繁荣，生丝以及各种商品的销路旺盛起来，以至出口贸易取得迅速发展。&rdo;从数字上看，1914年日本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不足12亿日元，而1919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43亿日元，其中1915～1918年的贸易顺差达到14亿日元；黄金储备在1912年时仅为3．5亿日元，到1919年底则超过20亿日元；战前日本负有外债12亿日元，战后一举变成拥有28亿日元的债权国。

战争极大地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并使其从农业国迅速转为工业国。例如1914年时，农业在各部门生产额中所占比例为45．1％，工业为44．5％（水产业约占5．1％，矿业约占5．1％），而1918年工业上升到56．8％，农业则下降到35．1％（其他矿业4．3％，水产业3．8％）。在此基础上，资产阶级的队伍不断扩大，其力量也在逐渐增强。例如，拥有资金10万日元以上、雇工5人以上的资本家阶级在1914年时不到20万人，到1920年则超过了30万人；到20年代末，进一步增加到40万，远远超过地主阶级的总人数。其中大资本家人数由1914年的2664人增加到1920年的4764人，第一次超过了大地主阶级的4249人。中小资产阶级的发展同样迅速，从1914年的330多万增加到1925年的410多万，其中工商业领域的自营者尤为突出，如果以户计算，则从1914年的63．9万户增加到1925年的111．8万户，几乎增加了一倍。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为大正民主运动以及政党政治的出现奠定了阶级基础。

三、民主运动

随着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主宰地位的形成以及其力量的逐渐壮大，他们要求在政治上具有更大的发言权，要求对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把持政权的藩阀政治以及积极干预政权的军部势力进行清算。美浓部达吉的&ldo;天皇机关说&rdo;和吉野作造的&ldo;民本主义&rdo;典型地代表了他们的意愿。

美浓部达吉为宪法学者，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他利用&ldo;国家法人说&rdo;的理论解释明治宪法，认为日本的统治权属于国家这一&ldo;法人&rdo;，而天皇只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机关行使统治权。美浓部明确指出：&ldo;天皇大权非属于天皇个人之私权，乃天皇作为国家元首而行使之权能&rdo;。按照这种&ldo;天皇机关说&rdo;，天皇权力并非神授，而是国家法律所授，从而将明治宪法加以民主性的解释。

年，吉野作造以东京帝国大学副教授的身份在《中央公论》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系统论述&ldo;民本主义&rdo;的论文‐‐《论宪政本义及其完全至善至美的有效途径》。吉野作造明确指出，&ldo;所谓民本主义，就是对主权在法律理论上属于何人姑且不论，只主张当行使主权时，主权者必须尊重一般民众的福利与愿望，以此为方针的主义，就是民本主义&rdo;。为实现此目的，需要完善代议制度，以达到使人民能够监督国会议员以及议会能够监督政府的政治效果。同时，吉野认为使代议政治付诸实际行动的只有政党，而且为使政党真正地担负起责任，就必须做到：第一，彻底地纯洁选举道德，并实现思想、言论自由和普选；第二，实现基于责任内阁主义而建立的政党内阁；第三，对限制下院和政党内阁活动的上院和元老的种种超法律权力给予应有的抑制，尽可能减少枢密院、贵族院、军部等非立宪主义势力的政治介入，使之局限在最小限度内等。显而易见，美浓部和吉野的这些主张为中小资产阶级要求民主提供了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