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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章（第1页）

通常方面军司令员（或大本营）在日终前要掌握有关过去一昼夜战斗行动及每个师所到达地点（地区）的全部情况。这时，方面军司令部（或大本营）应拟定下发各集团军、对原战斗命令和训令进行补充或修改的一切新号令。情况汇总条件和通信条件完全允许这样做。

上级首长只有在了解了己方军队的情况自然也了解了敌情之后，才能对战斗行动进程进行及时的干预，由此保证指挥的坚定性。只有在此种情况下，才会减少丧失的机会和不协调的行动。

司令部的位置。手中集中了战役指挥大权的首长（是否就是总司令自己或方面军司令员）选择自己的位置时，应使自己整日都能掌握有关正面战斗行动进程的详细情况，即便在通信技术由于某种原因出现故障时也要如此。他与战线的距离取决于现代汽车每昼夜在两端之间行驶的距离，不应超过100‐150公里（不仅要考虑到司令部驻地到战线中央、而且要考虑到由那里到战线两翼的距离）。起初，不仅司令部、而且方面军整个领率机关都要跟随司令员。现代通信条件（电话、电报和汽车）也允许司令部与方面军各部分开配置。司令部转移时应保持完整编制，并带上各勤务部门首长或能够负责的代表。没有必要派出会破坏指挥机关正常体制的野战司令部。

集团军司令部的配置，基本上也取决于它与各部分关系的那些情况。通常在进攻正面宽度为40‐50公里的情况下，集团军司令部与战线的距离不超过20‐50公里。集团军指挥机关要全部随司令部配置。在保持此距离情况下，同样没有派出野战司令部的任何必要性。只有在需要前出、而根据情况又不宜移动所有集团军指挥机关的非常场合，集团军司令部才（完整地）脱离集团军勤务部门。在此情况下，随司令部前进的还须有以下各勤务部门的代表：炮兵主任、通信主任、工程兵主任、化学勤务主任和常驻集团军司令部的空军主任。这将决定通信网的特点。应保障所有这些主任能够与自己的部队进行可靠的通信联络。空军主任与机场的联络应得到特别可靠的保障。

在战场纵深达180‐200公里的一系列连续战役中，将至少两次变换驻地。为了避免方面军司令部驻地经常变化，宜在战役开始时使司令部靠近战线，大约保持50‐70公里。这样，就可在一个地点留驻约7‐10日（推进70‐100公里）。

集团军司令部则要较频繁地变更驻地，大约每前进25‐30公里，即经过3日最多4日，就要移动一次。通信条件完全允许这样做。

战术、战役法和整个战略都以国家为进行战争拨出的物质器材和人力为依据。脱离这一基础的军事学术必然变成冒险主义和空想主义，不可能带来任何好的结果。但是这一切也有反作用。战术、战役法和整个战略不仅要考虑物质基础并以其为依据，而且也能为进一步发展和增强这一物质基础指明道路。它们要解决以下问题：军用和民用技术的哪些领域要进一步发展?应向哪种方向进行此种发展?哪些兵种应该继续改变?武装力量体系中要进行哪些改进和完善?

我们的研究基本上以现代物质基础为依据。这种研究考虑了这一物质基础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除此以外，它也提出了武装力量进一步发展和建设的一系列问题。它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压制兵器的问题、步兵在战斗中的随伴武器特别是坦克的问题。它全面提出了交通工具对现代武装力量的意义问题、铁路技术问题和集团军广泛使用汽车的问题。而在所有问题中，军队质量问题被置于最重要的位置。如果没有可靠的技能和战斗素养，没有应有的指挥和控制，没有应有的军队士气，没有应有的军队素质，那么，一切已经拥有或即将拥有的技术装备都可能落人敌人手中。

孔府藏书

发表时间：2010-4-914:11:03

新阶段工农红军的战术和战役法

a．n．叶戈罗夫

译者按：本文是a．n．叶戈罗夫1932年5月在工农红军参谋长任上，就红军技术改装后新的战役战术问题向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的报告提纲。译自苏联《军事历史杂志》1963年第10期。原编者进行了某些删节。

作者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1883‐1939），苏联重要军事领导人，1935年被首次授予苏联元帅军衔的五位军事领导人之一。1901年参加沙俄军队，1905年毕业于士官学校，后逐级升至沙俄军队上校团长。曾加入&ldo;左派&rdo;社会革命党，1918年脱离，加入共产党，并参加红军。国内战争中先后任集团军、方面军司令员等要职。1921年起任军区司令员、乌克兰和克里木武装力量司令员等职。1925‐1926年出任驻中国武官。回国后任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1931年7月至1937年5月任工农红军参谋长、总参谋长。此后曾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军区司令员。在肃反运动中被逮捕，1939年殁于狱中。

叶戈罗夫长期担任苏军重要领导职务，积极参加了苏联军事学术理论和武装力量建设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主张建立强大的装甲坦克兵和国土防空系统，是大纵深战斗和战役的主要制订者之一。

主要著作有：《利沃夫‐华沙（1920）》（1929年）；《方面军的协同》（1929年）；《打败邓尼金（1919）》（1931年）；《新阶段工农红军的战术和战役法》（1932年）；《基辅交战（1920）》（193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