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黑名单,便很可能是蔡京炮制的。后来,他又利用职权将人数扩大了两三倍,位居榜首的就是司马光。
更可笑的是,章惇居然也榜上有名。[27]
这当然足以证明蔡京之jian,却也同时证明道德其实与政治无关。政治讲的是立场,道德讲的是品质。品质好的可以有不同立场,比如王安石和司马光。那些立场坚定的人尽管会被骂作jian臣,却其实大多没有道德问题,比如章惇。可见除见风使舵者外,立场的选择其实无关乎道德。[28]
此碑是元佑党人后人摹刻,碑额&ldo;元佑党籍碑&rdo;几个大字为宋徽宗赵佶所写,碑序和党人名单为蔡京所书。位于广西融水县,为国家一级文物。
改革也一样。改革与政治有关,与经济有关,甚至与技术有关,唯独与道德无关。比如司马光认为,国民经济是个常量,理财就是与民争利。王安石却认为财富是变量,理财是要把蛋糕做大。那么,究竟是常量还是变量呢?这当然是学术问题,跟道德风马牛不相及,一毛钱关系都没有。[29]
又比如,苏轼认为,免役和差役各有利弊。差役法的问题是,农民和市民要到官府服劳役,势必影响生产。免役法用劳役货币化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却给了官吏横征暴敛的机会,害得民众没有钱用。前一个问题是根本性的,后面这个是技术性的,因此苏轼不建议废免役、行差役。[30]
显然,这是科学的分析。解决办法则是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商量讨论,实事求是地进行修正和改良。司马光却偏要做道德判断,还执迷不悟,便只能坐失良机,让人扼腕。
泛道德论和唯道德论,是不是很害人?
实际上,改革有稳健和鲁莽,聪明和失策,也有得力和懈怠,因此有成功和失败,却没有道德不道德。为改革措施贴上道德标签,只会断了听取意见进行调整的后路。
更严重的是,还能使人疯狂。
[18]见(南宋)朱弁《曲洧旧闻》、(北宋)蔡絛《西清诗话》,同时请参看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19]见李焘《长编》卷三百七十四、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九元祐元年四月癸巳日条。
[20]见中华书局《苏轼文集》卷三八《王安石赠太傅制词》。
[21]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二年八月庚戌日条。
[22]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元年十月壬寅日条、卷六十八熙宁四年六月甲戌日条。
[23]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三年四月己卯日条。
[24]见《宋史&iddot;章惇传》。
[25]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九元祐元年闰二月癸卯日条。
[26]见李焘《长编》卷三百六十七元祐元年二月丁亥日条、《宋史&iddot;蔡京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九元祐元年二月辛未日条。
[27]以上见《宋史&iddot;蔡京传》,毕沅《续资治通鉴》有关记载。现存国家一级文物&ldo;元祐党人碑&rdo;为元祐党人后人摹刻,碑额&ldo;元祐党籍碑&rdo;几个大字为宋徽宗赵佶所写,碑序和党人名单为蔡京所书。
[28]日本历史学家小岛毅即称章惇以刚直不阿著称,就连是否应该为蔡京恢复名誉也认为可以商量。见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
[29]请参看刘刚、李冬君《自由的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