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产生了影响,处长又问道:
&ldo;您到过将军的家里吗?&rdo;
&ldo;他亲自给我开门,我立即把我刚才见到的情形讲给他听。他并不感到吃惊。头一天,一个波希米亚女人来见过他,给他看过手相,并用纸牌算了命。她向他索要三千法郎,今天在特罗卡德罗广场,两点钟至三点钟之间等候答复。她一见到信号,就会上楼来。&rdo;
&ldo;她有什么提议?&rdo;
&ldo;她保证找到并且送来那张出名的照片。&rdo;
&ldo;我们徒劳无益地寻找过的那张照片?&rdo;处长惊呼道。
&ldo;正是那张照片,它将决定议员的成败荣辱,关键就看它在什么人手里,是在控方呢,还是在以他父亲为代表的辩方手里。&rdo;
接着他们沉寂了很久。处长推心置腹地低声说道:
&ldo;贝舒,您知道,拥有这张照片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意义?&rdo;
&ldo;我知道。&rdo;
&ldo;比您所能知道的还要大得多。您听着,贝舒,应该让这张照片在交到检察院之前就落到我们手里。&rdo;
处长又用更低的声音补充道:
&ldo;警局第一……&rdo;
贝舒以同样庄重的语气回答道:
&ldo;您会得到它的,我同时把私家侦探巴尔内特交给您。&rdo;
一个月之前,金融家韦拉尔迪‐‐由于他的万贯家财,跟政要的亲密关系,敢想敢干与事业上的成功,成为巴黎一巨头‐‐等妻子吃午饭没等到。当天晚上,她也没有回家,整个夜晚都不见她的人影。警方四处寻找,作了调查,结论是:家住在布洛涅树林附近的克里斯蒂娜&iddot;韦拉尔迪,每天早上都在树林里散步。那天在一条荒僻的小径上她被一个男子劫持到一辆封闭的小汽车里,然后那男子驾车飞速朝塞纳河方向逃走了。
谁也没有看清楚那男子的相貌,他好像是个青年,穿着蓝色粗呢大衣,戴圆顶黑礼帽。没有别的迹象。
两天过去了,没有任何消息。
然后,事态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一天傍晚,在夏特勒至巴黎的公路附近劳动的农民,发现一辆小汽车在疯狂地飞驰。突然,响起了嘈杂的声音。农民们看见一个车门打开了,一名妇女被抛了出来。
农民们立即奔向前。
这时,小汽车上了一个斜坡,进入一片草地,撞到一棵树上,翻了个身。一个男子奇迹般地安然无事,从车内冲出来,向那名妇女跑过去。
她已经死了。她的头枕在一堆碎石上。
人们把她运到邻近的一个镇上,并且报了警。那个男子毫不费难地说出自己的姓名:他是让&iddot;德罗克议员,受人尊敬的国民议会议员,反对派领袖。死难者正是韦拉尔迪夫人。
于是立即展开了一场战斗,死者丈夫方面怀着仇恨而态度激烈,法院方面也很激烈,某些内阁部长对德罗克议员的败诉感兴趣,更是推波助澜。这无疑是件劫持案,既然让&iddot;德罗克穿着蓝色衣服,戴着圆顶黑礼帽,跟袭击克里斯蒂娜&iddot;韦拉尔迪的人穿着一样。至于谋杀案,农民们的证词不容置疑:他们亲眼看见一个男人的手在推那个女人。已经提议撤销议员的豁免权了。
让&iddot;德罗克的态度,给控告增添了特别的分量。他直截了当地承认了绑架与非法监禁。但是他坚决否定农民们的证词。据他讲,是韦拉尔迪夫人自己跳出车外的,而他却没能拉住她。
对于这次自杀的动机,劫持的情况,失踪后两天里发生的事情,驾车经过的地区,在悲惨结局出现之前的波折,他固执地闭口不谈。
人们不能确定他在哪里又是怎样认识韦拉尔迪夫人的,甚至不能证实她认识他,因为金融家韦拉尔迪从来没有机会跟他交往。
如果人家向他问个不休,他就回答:
&ldo;我再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了。随便你们相信什么。随便你们怎样处置我。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将什么也不说。&rdo;
他拒不接受国民议会的审查委员会的讯问。
第二天,包括贝舒在内的警务人员来按他住所的门铃,他亲自开门,并宣称:
&ldo;我准备跟先生们去。&rdo;
警探们进行了仔细的搜查。在他书房的壁炉内,有一堆灰烬,证明他已经烧毁了许多纸张。人们还搜查了抽屉,搬空了箱柜,把书柜里的书翻得乱七八糟,把文件用绳子捆成捆。
让&iddot;德罗克漠不关心地旁观这令人厌烦的搜查工作。整个过程中,只出了一件事,突如其来而又意味深长。贝舒比同事们更加能干,在一个放零碎杂物的盘子里,找到一个薄纸卷,那好像是偶然丢在那里的,贝舒正要检查,让&iddot;德罗克扑过去,从贝舒手里把纸卷抢过来。
&ldo;您很清楚,这东西微不足道!这是一张照片……一张旧照片,它跟衬纸板脱开了。&rdo;
贝舒作出更加强烈的反应,尤其因为他看出德罗克情绪激动特别反常,他想把那纸卷再夺过来。但是,议员已经跑出去了,并顺手关上了房门,进入由一位治安警察1把守的相邻的候见室。贝舒和同事们在那候见室追上了他。于是展开了一场争论。警察检查了让&iddot;德罗克的口袋,那个包着照片的纸卷却没有找到。人们问那个拦住逃跑者去路的治安警察,他说没有见到那张照片。警察出示了逮捕证以后,议员德罗克就被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