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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第1页）

早年峻烈无情的皇帝，晚年心态变得越来越宽和。他不再像早年那样，疾恶如仇，除恶务尽。相反，他乐于施恩，乐于原谅别人，乐于听到别人的感恩颂扬之声。乾隆中前期，对臣下的奖赏比较谨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提督常青因为士兵击贼有功，各赏银牌一面。这样的小事，居然受到了乾隆的训斥。乾隆说，此奖过当，&ldo;可恨之极&rdo;。然而到了晚年，他却经常进行无原则的滥赏。即所谓&ldo;赏宜从厚，从不肯使勤劳者稍有屈抑&rdo;。（《乾隆起居注》）嘉庆后来说：&ldo;近年皇考圣寿日高，诸事多以宽厚，凡军中奏报，小有胜仗，即优加赏赐；其或贻误军务，亦不过革翎中饬，一有微劳，旋经赏复。虽屡次饬催，奉有革职治罪严者，亦未惩办一人。&rdo;（《清仁宗实录》）

老年皇帝处理政务力图简明，但求清静。避免&ldo;烦扰&rdo;，减少麻烦，成为皇帝处理政务的一大原则，这在他壮年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他希望地方官在地方上不要主动挑起矛盾，大处着眼，小处放过，以不扰民、不生事为要。在纠正官员办理文字狱扩大化的倾向时，皇帝说，对文字过于推求，&ldo;滋扰闾阎&rdo;，&ldo;于吏治民生大有关系&rdo;。对民间宗教的高压也有所减轻。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江西巡抚郝硕奏报，他破获一起民间宗教案件，案中诸人，聚众吃斋念经，案情严重，建议皇帝严惩。郝硕本以为这篇汇报能得到皇帝的嘉奖，没想到却被皇帝批评了一顿：&ldo;该抚既经查出，应将经忏等件烧毁，无令仍前吃斋念佛，使其改悔，不必过事追求，致滋烦扰。各省地方遇有此等案件，如果实系邪教传斋徒众及有违碍字句者，自应严行查办，灭绝根株；若止系愚民吃斋求福，诵习经卷，与邪教一律办理，则又失之太过。所有案内人证即著概予省释，经卷等全行销毀。&rdo;从此之后，普通民间宗教案不再被当成重案，那些吃斋念佛的善男信女们又可以自由活动了，不免&ldo;人人感念皇上天恩&rdo;。

从乾隆十三年（1748年）起，皇帝核准死刑犯时一直都从严把关，朱笔扫过之处，颗颗人头落地。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起，皇帝又回复到以前的宽容、仁慈。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皇帝将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以来的六千多名死刑犯都免死发落。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又将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来的八千多名死刑犯免死。

放松法网的同时，皇帝施恩的手笔则更加宏大。乾隆末期财政并不十分宽裕，皇帝减免起税收来却并不心疼。乾隆五十五年，皇帝普免天下钱粮二千七百余万两；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普免八省钱粮；乾隆六十年（1795年），免各省当年地耗正粮一千七百万两。真所谓&ldo;皇恩浩荡&rdo;，举国称庆。

当然，对百姓温和的太阳，照在官员身上也一样和煦。对于晚年出现的一些贪污官员，乾隆经常拖着不惩，或者以&ldo;不为已甚&rdo;为辞，加以宽纵。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五月，内外文武大臣中竟有多人连续被革职、革任十余次而后却仍然留任原职者。（《清高宗实录》）

朝鲜使臣描述晚年乾隆政风的变化时说：

皇帝近年颇倦，为政多涉于柔巽，处事每患于优游；恩或多滥，罚必从轻；多滥故启幸进之门，罚轻故成冒犯之习。文武恬戏，法纲解弛，有识者颇以为忧。（《朝鲜李朝实录》）

虽然没来过中国，黑格尔对中国式专制政治却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说，在中国，皇帝应该是整个帝国&ldo;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lso;灵魂&rso;&rdo;。&ldo;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彻底地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仪而又充满了精力的‐‐那么，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rdo;

这段话几乎是对乾隆晚年政局一字不差的描述。专制政治中，皇帝是整个国家的神经中枢，官僚体系的精神状态就是皇帝一个人精神状态的放大。不但是人亡政息，同一个统治者的心境变化，也可以使国家面貌发生根本变化。皇帝的勤奋进取，经过官僚系统的层层传导，最后抵达到社会可能只剩百分之十。然而皇帝的松懈懒惰，却会被官僚系统层层放大，抵达到基层，会扩大十倍百倍。

皇帝既然喜欢清静，不愿生事，地方大员们当然更乐于高枕无忧。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之后，懒惰之风在大清政界迅速蔓延。皇帝对山积的奏折感到头疼，而官员们对于案牍之劳，更是避之不及。遇到公事，层层推诿，一层一层向下转批：&ldo;不问事理之轻重，动辄批委属员，督抚既委之司道，司道复委之州县，层层辗转推延，初若不与事者。&rdo;（《乾隆朝东华录》）

坐堂审案，处理民间纠纷是地方官的重要职责，然而乾隆晚年的官员们&ldo;终年以坐堂审事为苦&rdo;，千方百计推托不理：&ldo;民间呈状俱由宅门投递批准，不审，终年延搁。小民拖累不堪，赴控，上司批查，亦屡催不复。&rdo;也就是说，老百姓告状，他不开庭审理，一拖就是一年。老百姓等不及，&ldo;越级上访&rdo;，上司询问，他也懒得答复。还有的官员恨百姓&ldo;越级上访&rdo;，给自己添麻烦，就想方设法打击&ldo;上访者&rdo;：&ldo;恨民上控，必加刑责，而案件仍不为审。&rdo;（《乾隆吏科题本》）

清代官员考成制度中，对许多政事列有处理期限。到了乾隆晚年，官员办事逾期之事越来越普遍，因此而受处分居然成为官员受处分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清代档案《乾隆吏科题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例子：甘肃皋兰知县徐浩任内受处分23次，其中13次是因为办事迟延。湖南浏阳知县张宏燧受处11次，迟延占4次。广东长安知县丁亭详受处分9次中，迟延占5次。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湖北江陵县发生了一件抢劫案。一群农村流氓抢劫了附近的富有寡妇家，寡妇认出了抢劫者，事后当即报官。此案证据确凿，事情清楚，很容易处理。可是当时的县令汤廷芳虽然派人抓到了两个嫌犯，却懒得审理，将嫌犯取保了事。后面相继接任的4任县令在10年内&ldo;均不严究&rdo;，&ldo;经事主控告，臬司严催，俱延宕不解，扶同沉搁，置地方盗案于不办，实出情理之外&rdo;。这样一个小小案件，换了5任地方官，居然还没有结案。乾隆听说后，也不禁大为恼火，说：&ldo;足见湖北吏治废弛已极。&rdo;

湖北事件并非个别。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二月，直隶建昌县发生土匪马十等人抢劫一案，事发后整整两年，地方官还是没有结案，说是头绪复杂，一时审不明白。皇帝闻听后大为恼火，命将犯人押到山东行在，亲自审理，不到一个月就究出了正犯。皇帝说：&ldo;可见外省废弛积习，大抵相同。&rdo;&ldo;似此玩延悬宕之案，或更有甚焉者。&rdo;

外省如此，京师风气也相同。踢球扯皮之风盛行，一件小事，往往数月经年处理不了。&ldo;至六部等衙门办理事务，虽有限期，由各道御史汇奏，但事有关涉两部者，亦每至彼此推诿，行查不以为要，吏胥等得以藉端沈阁，百弊丛生。其驳查外省事件，又每以一驳了事，或竟有驳至屡次，往返耽延，经年屡月，并不勒限严催。&rdo;（《清高宗实录》卷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