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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第1页）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王朝已走投无路，帝国已病入膏盲。正因为走投无路，才必须杀出一条血路。从这个角度讲，王安石他们是对的。同样，正因为病人膏育，所以不能乱下猛药，只能慢慢温补，不能动大手术，只能保守疗法。从这个角度讲，司马光他们是对的。但不管谁是谁非，变法却总归是要失败的。因为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

变法失败的后果极为严重，因为它意味着王朝根本就没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变革，来自强自救。要知道，王安石的变法，完全是为了维护和巩固王朝的统治，完全没有触及帝国制度的根本和要害，而且得到了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和赞许。这样一种改革尚且不能成功，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帝国制度是如何的无药可救。

其实并不需要什么宏大的历史观，就不难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农业民族，中国人一般是不太喜欢什么标新立异、变化多端的。因为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最好是风调雨顺，天下太平，大家都按既定方针办，谁也不要折腾谁，更不能全国都种试验田。同样，治理一个超级大帝国，也最好是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保持稳定，不要心血来cháo就搞运动。老子早就说过：&ot;治大国若烹小鲜。&ot;（《老子》第六十章）。小鲜就是小鱼小虾。烹小鲜如不断翻炒，就一塌糊涂；治大国如频繁运动，就民不聊生。所以韩非子说绝不能频繁变法，因为&ot;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ot;（《韩非子&iddot;解老》）。能够不变，最好别动。

当然，完全不变也不可能，事实上历朝历代也都在变。但即便要变法，也只能文火慢熬，不能大张旗鼓；只能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而且，只要能够维持，则能不变法就不变。事实上如果真能如此，倒也不错。问题是由于帝国的惰性，循序渐进往往等于纹丝不动，文火慢熬则往往等于一潭死水。结果是积重难返，变也不是，不变也不是。变则千头万绪，不变则问题成堆，慢慢变又时不我待。因此，当一个王朝下定决心厉行变法时，那就多半是非变不可了。非变不可而又不能成功，后果之严重也就不言而喻--王朝失去自我调节的最后一个机会。求治不得，只有动乱。宋徽宗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即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三十三年），郓州宋江反；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睦州方腊反；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河北、京东张迪等人又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席卷全国。

动乱也是逼出来的。因为对于一介糙民而言，造反起义的风险实在太大，成本也实在太高。它付出的，可能会是整个家族的血的代价。皇帝再昏馈，官府再无能，朝廷再软弱，在这个问题上也不会含糊，动起刀来也绝不会手软；而民众要和朝廷作对，也多半都是以卵击石螳臂挡车。所以，不到万般无奈，糙民们都不会轻易言反。但如果他们的活路全被堵死，那么，账就是另外一种算法了：束手待毙，坐等死亡，是死；揭竿而起，战死沙场，也是死。前一种选择必死无疑，后一种则不一定，因为还有战胜的可能。而且，一旦夺取全国政权，那红利可就大得吓人。就算没有红利，不能扳本，能过把瘾再死，也值！

所以，造反起义的事，有时又是很容易的。因为一旦成功，对起义者本人尤其是起义领袖而言，那可是一本万利。因此历朝历代都有人尝试，有人效法，有人铤而走险，甚至有人制造动乱，目的是取现政权而代之。但不论何种情况，对于我们民族都是灾难深重。生产活动大面积停止，人民群众大批量死亡，文化遗产大规模破坏，国家局势长时间动荡。在官兵和起义军的战斗中，双方往往都会荼毒百姓，滥杀无辜。黄巢见人就杀，逢人便砍；张献忠杀人如麻，血染江河；太平天国则至少让大清人口减少上亿。实际上，哪一次战乱不是让普通民众析骨为炊，易子为食？又有哪一次动荡不是使中华大地人死如林，骨积如山？正所谓&ot;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ot;（曹操《篙里行》）。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奈何天下兴亡，还要匹夫负责？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无人负责，更在于帝国需要这种破坏，因为每次破坏之后便是它的新生。农民起义的最大好处或者说历史功绩，就是能够促成王朝的更替。新王朝由于畏惧造反忌惮灭亡，往往在建国之初实行较为开明的政策，放松钳制，减轻剥削，收敛贪欲，与民休息。这对于帝国制度来说，其实是重新回到了它的正常轨道。这个轨道是每个王朝在其中后期一定要偏离的，而且这种偏离也是无法通过王朝自身的改革来纠正的，因此只能寄希望于动乱和动乱之后的改朝换代。帝国制度需要这样一条出路，而且它也只有这样一条出路。

第五章内在矛盾六出路何在

帝国制度依靠天下大乱这样一种近乎自杀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生命，这似乎匪夷所思，然而却是事实。实际上，作为制度的帝国和作为政权的王朝是不一样的。

作为政权，没有哪个王朝愿意灭亡；但作为制度，帝国却必须定期不定期地把偏离了自己正常轨道的代理集团（现存王朝）送上历史的断头台，并为自己寻找新的代理人（真命天子）。

那么，所谓帝国的正常轨道是什么？

帝国的正常轨道，就是符合其存在合理性的社会状态。我们在本书第一章已经指出，帝国制度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甚至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乃是一种必然。就中华帝国而言，这些条件包括：一、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社会成员主要依靠铁制农具和家养牲畜进行农业生产，其收人在维持基本生活需求之后略有节余；二、在当时技术条件（车马、道路）所能到达和控制的范围内，各地区和人民的经济生活方式大体相同（即都达到并不超过上述生产力水平）；三、这些地区和人民都面临着共同的威胁（比如自然灾害或游牧民族的侵犯），必须共同防御，因此有组织成一个统一国家的需要；四、这些地区和人民之间不存在当时技术条件无法逾越的天然障碍（高山、大海、沙漠），军事上便于征服，政治上便于统治，经济上便于平抑，文化上易于认同。在这些条件下，帝国制度是可行的。

因此，最适合帝国制度，或者说，帝国时代的&ot;最佳&ot;国家状态是：疆域不大不小（以自秦开始的传统疆域为宜），人口不多不少（以二千万至五千万之间为宜），经济水平不高不低（以一般民众正好维持温饱为宜），政治状态不好不坏（好不能好到强大无比，坏不能坏到民不聊生）。疆域太小，人口太少，经济水平太低，历史选择的就是邦国而不是帝国。反之，疆域太大，人口太多，中央集权的管理成本就会大幅度增加，直至帝国无法承担；而经济水平太高，则会形成破坏帝国秩序的异己力量。当然，政治状况太好也不行。政治状况太好、国家力量过剩，君王就会穷兵黩武，侵略扩张，同样会导致王朝的覆灭。所以，王朝必须将自己的国家状态控制在上述尺度之内，或者虽未达标，却有发展的可能。新王朝建立之初，就是这种状态。因此一个新王朝只要政策和决策不出偏差（出偏差者则如晋、隋），就总能维持一段时间。如能逐渐达标，便是治世；等到正好达标并略有超出时，便是盛世了。而后，则是盛极而衰，除非它能对自己的发展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