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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第1页）

毫无疑问，抗旨，在历代王朝都是抄家杀头的大罪。私立&ot;总统&ot;，就更是要株连九族的。张之洞们胆敢如此，显然是有恃无恐。原因就在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朝廷仅仅依靠满人力量已无法镇压，只好大量启用汉族官僚（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而且，出于战时的需要，又不能不把许多原本属于中央的权力下放到地方。其结果，一是各省督抚的汉族化，二是地方势力的独立化，三是国家军队的私人化，比如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袁世凯的新军，便实际上都是封疆大吏的私人军队。他们首先是听命于长官，其次才是效忠于朝廷。朝廷对于地方，已是鞭长莫及；地方对于朝廷，则无疑尾大不掉。拥有相对独立财权、人权、政权、兵权的督抚，早已和地方士绅结成利益共同体，俨然独立王国。诸侯割据的局面，其实暗中已然形成。

这可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好机会。因为地区与民族和平联合，中央和地方妥善分权，拒绝绝对主义的中央集权，正是共和的内涵之一。我们知道，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人，都是手握兵权、坐镇一方的实权人物。他们的政治见解，又与李鸿章不尽相同。这就再好不过。因为这样一来，即便李鸿章出任总统，他也只能和这些人共治共享，不敢独裁。这些汉族督抚们拥有实力，敢于共和；互相制约，只能共和。东南互保，李代桃僵（由李鸿章替代犹如僵尸的清朝皇帝），联省共和，岂非夭赐良机？可惜未能如愿。

第二次是&ot;联省自治&ot;。

1920年7月，湖南谭延闿首倡联省自治，并于1922年l月1日开始实施省宪。这个倡议，得到了众多地方实力派的支持。除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陈炯明和广东省议会外，支持者还有四川、浙江、云南、广西、贵州、陕西、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奉天、安徽、甘肃、直隶等省的政府、总司令或省议会。知识阶层更是连声叫好，支持者众，因为它体现了共和制度的精神。实际上，孙中山也曾有过类似主张。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在巴黎接见记者时就曾说，中国&ot;面积实较全欧为大。各省气候不同，故人民之习惯性质亦各随气候而变异。似此情势于政治上万不宜于中央集权，倘用北美联邦制度实最相宜&ot;，并称&ot;舍此别无他法也&ot;（《孙中山全集》第i卷，第562页）。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亦发表宣言，称&ot;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大纲既挚，条目自举&ot;（《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页）。可惜后来并未坚持。

袁伟时先生认为，联省自治是当时中国最好的一个选择。他提请大家注意，谭延闿、陈炯明他们所说的&ot;自治&ot;是有实实在在内容的：各省都有省议会，制定省宪蔚然成风。而且各省都有不少独立的民间团体，省议会也不是橡皮图章。在陈炯明治下的广东，甚至县长民选也已经开始。这样的制度显然有利于各省民主化，也会迫使中央政府尊重地方权益，依法行政，无法专制独裁。这就是现代的实行宪政的共和。更何况，在全国政治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局部实行民主宪政显然比全面开花容易得多，而一个由相对独立并实行民主自治的省份联合起来的国家，显然比自上而下发布命令的中央集权国家更容易实现共和。因此，如果这个运动成功，中国的面貌早已大不一样（请参看袁伟时《中国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开端与挫败》）。可惜又未能如愿。

第三次就是&ot;国共合作&ot;了。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这是国共两党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是千百万抗日志士流血牺牲换来的果实，因此弥足珍贵。当此之时，山河破碎，亟待重整；人民颠沛，亟须生息。举国上下，人心思治，无不盼望和平。为此，中共领袖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并与国民党领袖蒋介石达成协议。这时，主导着中国前进方向的政治家，如果能够产生&ot;一国两制&ot;的伟大构想，以国民党为执政党，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为在野党，组成联合政府，并以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为&ot;政治特区&ot;，化干戈为玉帛，以竞争代战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则中国政治，便会又是另一番景象。可惜，两个曾经并肩作战，打败军阀，战胜敌寇的政党，却未能再次携手，同建共和。

共和的历程，岂非步履维艰？

这也并不奇怪。在我看来，中国不能一蹴而就地走向共和，恰是历史的必然，辛亥革命的成功反倒可能是偶然的惊喜。因为共和也好，共和国也好，都毕竟是我们民族的政治传统中不曾有过，也不可能产生的东西。因此，我们还必须讨论一下究竟何谓宪政，何谓民主，何谓共和。弄清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回答，中国的共和之路为什么这样曲折而又漫长。

第六章共和之路四缺失的传统

先说共和。

共和是一种政体（共和制度），也是一种主张（共和主义）。作为一种政体，共和制是与君主制相对立的。它在原则上要求其国家元首和权力机关必须由定期的选举产生，而非一家一族之世袭。但是，废除君主制度，并不等于就实现了共和；保留帝王职位，也不等于制度依然君主。某些保留了君主的国家，其实是共和国（如英国）；而某些名义上没有国王、皇帝的&ot;共和国&ot;，却其实是&ot;君主国&ot;，是不叫帝国的帝国，不叫王国的王国（如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事实上在&ot;后君主时代&ot;，以&ot;共和国&ot;自居的国家不在少数。但这不过世界cháo流所使然，并不意味着都懂得共和之精髓，也未必都当真实现了共和。所以，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ot;共和国&ot;。有名副其实的，也有名实不副的。名实不副的又有两种。一种是无其名有其实的（包括&ot;虚君共和&ot;与&ot;实君共和&ot;），另一种则是有其名无其实的。后者不过&ot;假共和&ot;，前者反倒是真。如此看来，共和与否，显然应着眼于其实而非其名。

共和之实为何？一曰公，二曰共，三曰和（请参看刘军宁《共和&iddot;民主&iddot;宪政》），也就是&ot;天下为公，和平共处，选举换届&ot;。共和国一词英文为republic，其核心则是public。public有公共、公开、公用、公立、公众、向所有人开放等义。具体到政治制度，则意味着国家权力乃天下之公器，治理国家乃共同之事业。因此，政治权力必须由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分享，并对全社会平等开放。分享，就意味着权力不得世袭、独占，而且可以让渡；开放，则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参政、议政、从政，而不在乎他是少数还是多数，政见是否与当局相同。分享和开放甚至意味着不排除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妥协，联合执政、共同执政的可能。这就是共，也是和，即pubhc。

显然，共和制度的这一性质，是以&ot;夭下为公&ot;为前提的。正因为&ot;天下为公&ot;，即国家权力是天下之公器（公权力），政权才公共，政治才公用，政府才必须公立，政务才必须公开，并向所有人（公众）开放。这就是&ot;共&ot;--共有、共治、共享。共，就不是独（独占、独享、独裁）。因此，执政者不能永不退休，也不能世袭罔替，反倒必须有一定的任期。任期一到，立即改选。如果当选，可以连任，但连任也要有期限。期限一到，立即交班，交给新当选者。这个新当选者在任期或连任期满以后，又要将政权交给更新的当选者。如此定期改选，换届执政，绝不家族世袭，一人独占，正是共和制的紧要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