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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第1页）

同样，至尊天子既然没有&ot;反省&ot;，帝国的臣民自然也只有&ot;后悔&ot;。而且，当他们后悔时，也都无一例外会把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或者某些&ot;客观原因&ot;那里。比如阿q之所以挨打，是因为后来看见了小尼姑。正如崇祯之所以亡国，皆因&ot;群臣误我&ot;，自己是没有责任的。一个人，如果连对自己负责都做不到，又怎么能对国家负责？

也就只能假负责之名行推卸之实，比如下&ot;罪己诏&ot;。据黄仁宇先生统计，西汉一代灾变不断。从公元前178年，到公元前2年，皇帝为此颁布诏书五十七次。其中可称为&ot;罪己诏&ot;的，宣帝有八次，元帝有十三次，成帝有十二次。但这绝不是负责，而是典型的不负责任和推卸责任。因为在这里，皇帝承担的，是不该他承担的责任。如果地震、洪水、火山爆发等等灾祸异变，是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当然该他负责。问题是并非如此。那么，他又下什么&ot;罪己诏&ot;？显然，这种极端负责的背后是极不负责。它甚至不是反省和检讨，而是作秀和炫耀：一是炫耀自己的仁慈本心（因爱民而不惜自责），二是炫耀自己的无私品格（连不该承担的事情都勇于承担），三是炫耀自己的特殊地位（只有皇帝才有资格为天灾而罪己）。因此，历代皇帝都不在乎下&ot;罪己诏&ot;，也不怕措辞严厉。因为自责得越厉害，炫耀的水平就越高。这就正如他的称孤道寡，越是谦虚，就越是自夸。事实上，一个人如果连地震、洪水、火山爆发等等灾变都能负责，那他不是神又是什么？

尽管皇帝的这种自责其实极不负责，但至尊天子能够如此痛心疾首，说&ot;四方有罪，罪在联躬&ot;，已让广大臣民感激涕零。不要说不敢，就是敢，他们此刻也不忍心再追究皇帝的责任了。于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就在承担不该承担之责任的同时，规避了真正应该承担的责任--对&ot;天灾&ot;之中&ot;人祸&ot;的责任。事实上，在任何一次自然灾害降临之时，造成巨大损失的原因往往不止于天灾，同时还有人祸，比如预警不力，防范不严，救助不快，指挥不当等等。究其原因，则又往往因于机构瘫痪、官员昏庸、相互推诿、上下隐瞒，甚至贪污腐败（比如将防洪堤修成了&ot;豆腐渣工程&ot;），因此是典型的人祸。这才真是应该检讨和追究的。然而皇帝自己不说，臣民也不问。在冠冕堂皇的&ot;罪己&ot;名义下，所有的（包括皇帝，也包括那些贪官污吏和昏官冗员的）责任，都被推卸得一干二净。

帝国对其责任的规避是全方位的。一方面，它宣布自己承担不该承担之责任，另一方面，又将自己应负之责交给无力负责之人。这就是所谓&ot;天下兴亡，匹夫有责&ot;。这是一直被当作&ot;爱国主义精神&ot;来弘扬的说法，也确实体现了士大夫&ot;以天下为己任&ot;的国士精神，应该肯定。但我们要说清楚，这种精神，民间提倡则可，官方提倡则非；民众说说则可，帝国大讲则非。因为这样一来，就把责任的主体搞颠倒了。其实准确的说法，应该是&ot;天下兴亡，政府有责&ot;，或者&ot;天下兴亡，天子有责&ot;。因为这天下不是匹夫匹妇们的，而是皇帝的，或者是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集团的。皇帝自己&ot;坐天下&ot;，却让并不坐这天下的匹夫匹妇们为其兴亡承担责任，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其实，即便这天下是匹夫匹妇们的（比方说在民主制度下），他们也不必承担责任。民主制的要义是&ot;主权在民&ot;，而&ot;主权在民&ot;并不等于&ot;责任在民&ot;。实际上，&ot;人民&ot;和&ot;天道&ot;一样，都是不能问责的。你无法追究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ot;人民&ot;的责任。而且，从法理上讲也不能追究，正如不能追究&ot;天&ot;。天如有罪，&ot;君权神授&ot;的君主制就不正当。同样，人民如有罪，&ot;治权民授&ot;的民主制也不正当。因此，在君主制下，皇帝可以罪己，不能罪天。在民主制下，总统可以罪己，不可罪民（不可以怪罪人民不该选自己当总统）。民不可罪，故&ot;天下兴亡，匹夫无责&ot;。

事实上匹夫匹妇们也负不了责。一个无权无势连老婆孩子都保护不了的匹夫，岂能担当&ot;天下兴亡&ot;的重责？如果硬要说他们有什么责任的话，那也只是做好自己一份本职工作，比如种好自己的&ot;责任田&ot;。责任与身份必须对称。因此我们只能说，种好庄稼，农民有责；开好机器，工人有责；教好学生，教师有责。因为那本来就是他们的责任。天下与匹夫却不对称，天下兴亡也不是他们的责任，因此不能说&ot;天下兴亡，匹夫有责&ot;。

当然，天下兴亡，匹夫无责，不等于说民众没有过问国家大事的权利，更不等于主张大家都不关心天下兴亡。但这不能叫&ot;天下兴亡，匹夫有责&ot;，只能叫&ot;天下兴亡，匹夫有心&ot;，或&ot;天下兴亡，匹夫可问&ot;。而且，也只是关心过问而已。至于这天下最后是兴是亡，则不是他们的责任。如果&ot;天下兴亡，匹夫有责&ot;居然成了共识，甚至成了事实（比如民众自发地拿起武器保家卫国），那就只能说明该负责的不负责，能负责的没负责。

该负责任也能负责任的是政府。作为国家政令的制定者和实施者，政府对天下兴亡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授权人自己不行政，就像公司的股东大会不具体管理公司一样。正因为自己不管理，才可以问责于经理。同样，在民主制的国家，人民及其代表不能行政。在君主制的国家，则君主不能行政。因为行政者是要负责的，而负责者是不能问责的。负责人问责，岂非自己问自己？结果必定是既无人问责，也无人负责。这在政治学上，就是所谓&ot;必元首无责任，然后可以责诸内阁&ot;;&ot;必君主无责任，然后可以责诸大臣&ot;。也就是说，必须有负责的（代理人），有不负责的（授权人）。负责的不能问责，问责的不能负责。有人问责，有人负责，才有责任。

然而帝国制度却与此原理相悖。首先，它的授权人是不可能问责的，因为它的授权人是&ot;天&ot;。天何言哉！天，什么时候责问过它的代理人（天子）呢？尽管&ot;天意&ot;也被解释为&ot;民意&ot;（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但民众又何曾能以&ot;天&ot;自居？不要说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责问&ot;代理人&ot;（皇帝），就是想问也问不了。因此所有的皇帝便都可以毫无顾忌地不负责任。不负责任也是必然的。因为他既没有实际上的负责对象，也没有实际上的问责人，同时也不存在立竿见影的奖惩。再说也奖无可奖（不能再提级别或多发工资），惩无可惩（无法立即将其撤换）。即无奖惩，又无责问，却指望他极其负责，岂非太过天真？

政府也不负责。因为它的责任和责任关系正如帝国的产权，同样是不明晰的。接受&ot;天意&ot;或&ot;民意&ot;授权的是皇帝，不是帝国政府。皇帝本人在接受了授权以后又亲自行政（至少在理论上和名义上亲自行政，叫做&ot;亲政&ot;），因此不具备问责权。事实上皇帝也从不向政府问责，只不过将其中个别官员视为&ot;替罪羊&ot;。他们的任务，不是承担&ot;责任&ot;，而是承担&ot;后果&ot;。当皇帝需要&ot;平民愤&ot;（也可以理解为&ot;息天怒&ot;）时，就会将其中一个或几个撤职查办甚至充军杀头。这其实是&ot;问罪&ot;，不是&ot;问责&ot;。人祸的责任依然无人追究，因为那责任归根结底是皇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