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时间因为新民报的关系,影响的不仅是湖北。
听说张明分兵而颇有意动的刘湘居然主动把部队从秭归撤了回去。刘湘一直和宜昌做着生意,对于张明的虚实非常清楚。何况此事这只部队已经是一直哀兵。“哀兵必胜,不可敌也。”
湖南,唐生智让自己部队全体官兵摩顶受戒当佛教徒,部队佩戴“大慈大悲救人救世”胸章。他说张明为信仰而舍生,我辈当效仿之。
张春担心的反扑因为张明的殉职而没有发生。第三师在拿下长阳后,连周边的土匪都纷纷下山缴械,接受安置。
为了缓解第三师的情绪,很多第三师的士兵调入第七师,让他们去训练新兵。一些干部也和其它部队的干部对调。不过尽管如此。第三师的这批干部仍然是最沉默的一群人,对士兵也最严厉,打仗最勇敢,一生都是如此。
1926年1月1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坚持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但是并没有解决内部纠纷,一些右派还是进入了核心层,毕竟军队在他们的掌握当中。李大钊和陈庆同拒绝参会,不过中共张国焘、林伯渠、吴玉章、夏曦等一批党员参加了会议,并担任了政府官员。国民政府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但是也因此造成了右派更大的反弹。也是后来西山会议和清党的根本诱因。会议上,蒋介石就说“三民主义”是中国唯一的主义。
北京。受到张作霖和吴佩孚双向压力,失去了孙中山的国民党也陷入了纷争之中,没有提出如何管理国家的方案。冯玉祥无奈之下。只好宣布下野。
汪精卫与谭延闿、宋子文、甘乃光由白崇禧陪同到梧州与李宗仁、黄绍竑及湘军唐生智、黔军彭汉章的代表商两广统一及北伐问题。唐生智的代表叶琪在广州面见蒋介石。
夹在张春和唐生智之间的赵恒惕害怕了,以迎接白喇嘛到长沙主办金光明法会为名,邀唐生智到长沙参加法会,准备除掉唐生智。唐生智遂在衡山宣告“反英驱赵”,集中军队迫向长沙,限湖南省长赵恒锡于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长沙,赵恒惕自知不敌。宣布唐生智为内务司长,兼军务司长,自己“因健康欠佳。赴沪医治,依照省宪规定,所遗省长职务,着由内务司长唐生智代理”。唐生智电邀湖南第一师师长贺耀祖、第二师师长刘硎、第三师师长叶开鑫到长沙共商善后事宜。唐生智在军事会议上下令扣押刘硎。免去叶开鑫职务,枪毙肖汝霖(第二师秘书长)、张雄舆(第三师参谋长)、刘重威(第三师旅长),派第四师骑兵旅旅长何键向叶开鑫部进攻,入岳州,叶开鑫向孙传芳求援,退到了江西。由此,国民党组成了与李宗仁,唐生智的联盟。张国焘作为汪精卫的代表到了武汉。商量两广两湖联盟共同北伐。
不过北伐的方案就有意思了,不去打福建浙江和江西。而是让北伐军进入湖北,湖北的人民军去打吴佩孚。
顾明直接拒绝了。
“他是要北伐,还是要接管湖北?”
张国焘也知道这是不可能,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不可能连这也看不出来,他来也只是走一个形式,对国民党中央有个交代。
2月,国民党右派借着协商在南京修建中山陵事宜,谢持、邹鲁、林森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前,召开临时执行委员会会议,密谋清党事宜。西山会议派还是形成了。只是因为右派势弱,所以没有公开。张春接到了行动组的情报,并将情报秘传给张国焘,让他做好应急准备。
张国焘虽然相信有这回事,但是却不认为西山会议派能成事,因为毕竟中共和左派在国民党中央占有绝对统治地位。不过他还是秘密召开了执行委员会,通报的情况。布置了紧急情况下的撤退事宜。
3月,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逮捕了李之龙,扣押中山舰。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武装,拘留第一军第二师中的左派党代表和政工人员,宣布广州全市戒严,包围苏联顾问团住处。
一些已经暴露了身份的党员退出第一军,蒋介石获得了第一军的军权,三名反对蒋介石的苏联顾问被解聘回国。
张国焘以自己退出国民党中央为要挟,要求释放李子龙。宋庆龄不愿国共合作破裂,也像蒋介石施压。
李之龙带着一批原革命军第一军的党员到了武汉。
徐振鹏大喜过望,因为总算有了一个海军人才来接替他的工作。李之龙建议湖北海军薄弱,不如先建一个海军工程学院,一边研究造船,一边培养海军人才。
军部同意了这个建议。地址就选在武汉造船厂的傍边。徐振鹏任代理校长,李之龙任副校长,李之龙对徐振鹏这个老前辈非常尊重,而且他对于徐振鹏已经建立的海军研究体系需要时间来适应,所以恳请徐振鹏再带一段时间。
3月,张作霖进攻天津,日本军舰助阵,被冯玉祥用炮火逐出大沽口。日本以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与英、美、法、意、荷、比、西等8国公使,于16日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
中共组织北京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在天安门抗议日本军舰侵入大沽口、炮轰国民军,声讨英美日等八国无理通牒中国的罪行。提出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请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的主张。
总统卫队在段祺瑞不知情的情况下开枪。三一八惨案发生。
鹿钟麟借机发起祛除段祺瑞的兵变,段祺瑞退居天津,认为这是有人陷害他,让他的人生有了莫须有的污点。从此吃斋念佛。鹿钟麟放出了曹锟。
冯玉祥不得以率军退出了北京,在南口坚守。4月,张作霖奉直联军从天津进入北京。
吴佩孚却没去,他认为以这样的方式取得胜利,不是荣耀,而是可耻。
4月3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了《请整党肃军准期北伐》的建议。认为冯玉祥退出北京后,直系和奉系必然会把矛头指向两广。应该争取孙传芳中立,联合两广两湖打垮吴佩孚,接应冯玉祥,或可直捣黄龙,拿下北京,实现统一大业。不过同时提出利用整党肃军,实行清党的实质。
4月1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电告湖北自治政府,基于国共两党合作的实质,湖北自治政府应更为湖北国民政府,听从中央政府的领导,所属军队应归于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领导。
顾明回电:湖北自治政府谨从孙中山先生遗志,但中山先生逝世以来,国民党党内不断排共,廖仲恺先生被刺案不了了之,元凶逍遥法外,陈庆同案亦是如此。中山舰案,诬陷李之龙,行排共之实,昭然若揭。国民党视我党若无物,我党基于民族大义,忍辱负重,维持两党合作,今更名事小,欲行吞并之事事大。致我党无立锥之地,断不能从。
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其中湖北自治政府不服中央号令成为一大罪状。
为了制衡苏俄的鲍罗廷,蒋介石亲自迎接英国工党主席孟朗姆。
鲍罗廷赴武汉要见张春。
张春直接回了仙女。李大钊和顾明会见了鲍罗廷。拒绝了向广州政府妥协的要求。认为国共合作应当是平等的合作,中共拥有数万党员,不是一个随便可以欺凌的小党。如果国民党执意清党,中共可以退出合作。
湖北保持中立,不会拖北伐的后腿,但是如果有人打湖北的注意,人民军将予以坚决打击。
6月,谈判破裂。张国焘宣布中共退出国共合作,不顾宋庆龄等左派人士的挽留,带领中共代表团返回上海租界。不过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党员继续留在广州和革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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