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湖北的保守不同,连湖北靖国军十分之一战斗力都不到的孙传芳的部队,由周荫人、卢香亭率领,并联合福建地方势力高义、谢定国、张毅等民军,向闽南臧致平、杨化昭发起进攻,在同安一带一战而灭。急袭漳州、龙岩,扫平了福建。一些小势力纷纷依附。
九月,孙传芳已经知道了自己的部队战斗力虽然不如张春,但是远超其他军阀,直接举兵进攻浙江皖系军阀。奉天张作霖提兵西向入关,通电讨直。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
孙传芳与齐燮元原来就有合力夹击浙卢永祥的密谋,令其驻洛代表王金钰向吴佩孚请缨,吴佩孚任命孙传芳为闽浙联军总司令。
孙传芳挥师北上仙霞岭,卢永祥的张国威部高挂白白旗。孙传芳进入浙境后,即任命张国威为炮兵总司兵,并令其为向导,直取杭州。卢香亭及谢鸿勋率部长驱直入,在江山扫除畏缩不前陈仪部后,经衢州、严州,循富春江而下,顺利地抵于桐庐,同时孟昭月部攻破温州等地。卢永祥见大势已去,退守嘉兴。孙传芳又在杭州守备司令夏超的欢迎下,和平进入杭州。后与齐燮元部夹击卢部于淞沪。卢永祥大败,只得通电下野……卢永祥残部约五个师的兵力,全部为孙传芳收编。曹锟政府遂任命孙传芳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
与孙传芳的顺利相比,吴佩孚历次大战。有战斗力的部队损失殆尽,又没有时间获得补充,而且吴佩孚要保的是洛阳。曹锟只能依靠依附的小军阀作战。不过由于吴佩孚确实军力雄厚。双方出动的士兵虽然多,除了孙传芳是真打以外,其它的部队大多是雷声大雨点小。
问题出在了孙中山和冯玉祥身上。孙中山派徐谦、钮惕生带着他的亲笔信去见冯玉祥密谈,冯玉祥就派秘书任佑民到广州拜访孙中山,表示只要孙中山用得着他,他无不尽力以赴。
孙中山的联俄联共的政策一出,与英美决裂。英美自然会对吴佩孚施加压力。冯玉祥的这种做法成了吴佩孚的心腹之患。
吴佩孚在北京坐镇,冯玉祥和张作霖都不敢轻举妄动。可是曹锟也对吴佩孚十分忌惮,想找借口把吴佩孚赶出北京城。
古北口大战。第十三混成旅旅长冯玉荣部不战而退。吴佩孚疾驰山海关,率幕僚和卫兵赶赴前线,通奉的冯玉荣听说吴已到达前线,遂畏罪自杀。直系大军稳住了阵脚。双方空军海军都上了。战争才真正打响。但是冯玉祥率军撤出前线,回师北京,发动了北京政变,一举获得成功,曹锟在事先一点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抓住幽禁了起来。鉴于孙中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北上,冯玉祥请段祺瑞出山,以联络皖系的山东督军郑士琦,以阻止直系援军北上。会上还决定成立摄政内阁。为表示欢迎孙中山北上的诚意,所定阁员多为南方的老革命党员。并强令曹锟下令停战。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并宣布自动退位。
吴佩孚还不知道后方突变,他正在率僚属赴九门口督战,直军前线士气转旺,奉军攻势曾受阻遏,战局颇有转机。日籍顾问冈野增次郎先后接到来自北京和天津打来的最紧急电报,内容大同小异,都是冯玉祥倒戈了。
吴佩孚只能撤军,但是大战在前,退兵是大忌,结果撤退途中被奉系四边出击,直系大败。冯玉祥和张作霖主宰了北方,他们一边电邀孙中山北上共谈和平大计,一面推段祺瑞出来组织北方临时政府。
之后冯玉祥部鹿钟麟发动驱段兵变,并把曹锟释放。冯玉祥不得不撤出了北京。曹锟通电全国说冯军已撤出京畿,北京安静如常,意思是希望各地拥护他复位。但是吴佩孚对他已经心灰意冷,吴佩孚与张作霖结拜为兄弟,以通敌之罪共同讨伐冯玉祥。
不过并没有推翻冯玉祥提出的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和平大计的口号。
孙中山因为平息广州商团发起的叛变而错过了北上的最佳时机,但是还是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作为解决时局的办法。
此时孙中山的身体已经出了问题,他也知道这是为了自己的理想最后的一搏,所以坚持北上。
十一月,孙中山扶病乘船从广州北上,先抵上海,再绕道日本赴天津。十二月到达北京。
直奉大战,顾明、刘英、毛石山、郭华、伍豪都赶到了仙女,每天对各地传来的电报进行汇总分析。
湖北拥有两个军,拥有完备的军工体系。而孙传芳仅凭两个半师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就拿下了两个省,如果不是北京局势诡谲,也许皖系军阀就彻底亡了。毛石山认为如果降低一些标准,逼和吴佩孚和孙传芳,完成统一大业也不是不可能的。
张春问:“就算完成了统一大业,我们如何治理国家?”
几个人都默默不语。
“我佩服孙先生,因为他为了理想北上,可以连性命都不要。但是我还是要说,他的理想可能只能由我们来完成。还有,你们的目光不能盯住国内,你们的敌人不是国人,而是洋人。”
十一月,中共发表了第四次对时局的主张,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努力促进国民会议的召开。实际上是全力支持孙中山的努力和主张,希望达到平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局面。
湖北自治政府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