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得很明显,希望借助天讯现有的网络能把贝铃的产品卖开。
这显然违背了何家全确立的全面代理制的唯一性原则。但话又说回来,既然游戏规则是人定的,当然也可以修改。
更何况大家都是跟着何家全打出的这一片天下,是何家全让他们发了大财,这个忙怎么也得帮。
贝铃牌手机很快研制出来了,这时,何家全才发现自己进退维谷。国家对手机采取的是严格限制的政策,民营企业很难拿到生产牌照。贝铃生出了孩子,却上不了户口。何家全只好动用一切关系去向有手机生产牌照的企业买出生证,一部手机一个电子串号,每个电子串号最贵的要好几百元。
虽然借助天讯公司现成的行销网络,一夜之间贝铃的产品铺遍了全国各地。
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几乎是在同时,天讯的国产手机也问世了。不知道余世杰用了什么办法,居然把天讯手机列入了信息产业部的国家目录。
何家全让各级经销商故伎重演,故意把贝铃和天讯混为一谈,让终端售货员告诉消费者,贝铃就是天讯公司的最新产品,天讯的老总现在就是贝铃的老总。
但消费者这些年越来越聪明了,他们对品牌已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他们要选名牌。而天讯的品牌优势是贝铃所无法相比的。贝铃的手机大量积压在各级经销商手里卖不出去,天讯的手机卖得红红火火。
何家全拆开天讯手机一看,构造、性能和贝铃的手机一模一样。
一胎生两子,是欧阳成放的水。
&ldo;这个该死的叛徒。&rdo;何家全在心里骂了一句。
焦头烂额的何家全找来孙洋问计。
&ldo;降价。&rdo;孙洋说得很干脆。&ldo;价格是促销最灵敏的杠杆。只有大幅度降价才能起死回生。&rdo;
&ldo;我们的产品在性能上和天讯一模一样,但由于牌照费的关系,天讯手机成本比我们便宜很多。我们现在几乎是无钱可赚。再降价等于亏本销售,我们会很快破产。我只有一个可以再降低成本的办法,不知你敢不敢用。&rdo;
&ldo;你说来听听。&rdo;
&ldo;办法是有。只能在税上面动脑筋。我们是一家加工制造企业,要按销售额来纳税,税赋很高。但国家实行的是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制度,对加工企业来说,凡是提供零配件的上一个环节纳过税的就可以抵扣。如果我们证明我们装配学生电脑的所有原件都是采购的而不是自我加工的,而供应商在上一个环节已经交了税,我们就不用重复交税了,而只按我们加工后使产品增值的部分纳税即可。至于抵扣多少税,完全以增值税发票为凭。只要能开来增值税发票,我们现在缴纳的税大部分可以省下来。我们的成本会比天讯低得多。在我们老家,很多人专门注册企业做帮人代开增值税发票的生意,手续费很便宜。我可以联络到这些人,但要冒很大风险。&rdo;
&ldo;自古华山一条路,这风险冒也得冒,不冒也得冒。&rdo;何家全决定铤而走险。
很快,有人源源不断为贝铃开来了购买电子元件的增值税发票。
发票送交财务冲账时,孙洋专门要何家全在每一张发票背面都签了名。
何家全迅速以低价在全国市场抛售贝铃手机,杀得天讯措手不及。
贝铃总算转危为安站稳了脚跟。
但贝铃的路仍然走得磕磕绊绊。
什么能够赚钱,贝铃就生产什么。从出口俄罗斯的收音机,到少男少女衷情一时的跳舞毯……
&ldo;先生存,后发展&rdo;成为何家全的口头禅。
在这不规范的生意环境中,生意人面临的挑战太多了。在天讯打工时,何家全一心要建立的现代化企业制度,早就被他抛到了脑后。
商场如战场,需要的是当机立断。
任何犹豫和拖延都会贻误战机,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讨论来讨论去,议而不决等于把机会送给竞争对手。
姜是老的辣(2)
何家全渐渐养成了敢于拍板、雷厉风行的性格,比起余世杰在天讯的行事有过之而无不及。
民主虽好,但要广泛听取意见,往往意味着拖延、妥协、低效。
专制虽然为人诟病,可却能快刀斩乱麻,创造高效率。
战争让民主走开,需要的是集权;商战有时候比战争更激烈,同样也容不得民主。
何家全常常这样给自己解嘲。
人总是贪大求全,何家全也很快把贝铃电子工业公司升格为贝铃集团,名片上的头衔也由总经理变成了总裁。
但在贝铃集团的发展战略上,两位股东何家全和孙洋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何家全一直对通讯产品情有独钟,他要追逐世界上最先进的无限通讯技术,从2.5g到3g……何家全认为未来社会最大的特点是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越来越大,他们会到处迁徙,甚至移民月球、火星;但人和人的社会距离却越来越小,他们虽相隔万里,却能随时双向沟通。古人约会要三年之期,今人联络却随呼随应。而实现&ldo;天涯若比邻&rdo;依靠的是现代通讯产品。从人工交换电话到程控电话再到移动电话、可视电话、国际互联网,每一次的创新都会使社会和人类生活发生巨变。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通讯产品市场,过去欧洲列强想通过战争瓜分中国,日本人想通过战争独占中国,而今它们正在用&ldo;洋品牌&rdo;在中国重新划定势力范围。贝铃应该有更大的作为,为发展民族通讯产业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