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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第1页）

那么，吕四娘的来历究竟如何？传说吕四娘是吕留良的女儿，有的说是吕留良之子进士吕葆中的女儿，在吕留良案中，她携母及一仆逃出，为替父祖报仇，习学武艺，后来潜入宫中，杀掉了雍正。还有一种说法是，她的师父是一僧人，原为雍正剑客，后不乐为其所用，离去，培养了这位女徒。

金恒源先生认为，这些说法都没有道理。雍正处置吕家，戮尸、斩首之外，吕留良孙辈均被发配边远地方为奴。乾隆时，吕家的后代有开面铺、药铺的，有行医的，还有人成为捐纳监生，被清政府发觉后，改发配黑龙江为奴，后住齐齐哈尔。吕氏后裔俱在，不过遭到严格管制，不能自由活动，当然更不能替祖上报仇了。

吕四娘主仆三人的逃出是不可能的，当时办理此事的浙江总督李卫以擅长缉捕盗贼而著称，他奉命兼管江苏盗案，若吕留良后人果有逃出的，他自然有能力搜捕到案。再说他曾为吕家题过匾，吕案发生后雍正没有责备他，他心怀畏惧，下死劲处理有关人员，完全不会让主犯的子孙逃脱。

被宫女、太监在其熟睡时用绳缢之说，是民间把明世宗事安到清世宗身上还有一种传说，说雍正九年，宫女与太监吴守义、霍成在雍正睡熟时，用绳缢之，气将绝，用太医张某之药而愈。

金恒源先生说，这是子虚乌有的事。在明朝倒发生过类似的事。明世宗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世宗被宫婢杨金英等缢而未死，用太医许绅之药而康复。雍正和嘉靖都庙号&ldo;世宗&rdo;，民间传说，把明世宗事安到清世宗身上，也是难免的。

没有资料表明雍正被谋刺过，倒是雍正的孙子嘉庆真被人谋刺过。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二十日，嘉庆从圆明园返回大内，进神武门，至顺贞门，突有旗人陈德向他行刺，未及近前，已被拿获。这个发生在宫禁的行刺案件，也可能成为后人附会刺客杀害雍正的版本。

雍正对道家的长生成仙非常痴迷，丹药中毒的猜测是否可信？

清末民国初年就有人提出：&ldo;世宗之崩，相传修炼饵丹所致，或出有因。&rdo;当代学者杨乃济先生通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活计清档》等第一手资料，撰写了《雍正帝死于丹药中毒旁证》一文，金恒源先生认为，杨乃济先生的论述是客观、可信的。

雍正年轻时即好佛、崇道。做了皇帝后，他求仙访道、企求长生，更是为此忙得不亦乐乎。他不仅把道士请进宫内，待以上宾为他炼丹、服用，还希望自己住的皇宫能像有名望的佛寺、得道仙观，包括周边环境制成模型以利仿建，可见他对道家的长生成仙说已经到了几乎痴迷的地步。有一份史料上说，雍正宾天时&ldo;七孔流血&rdo;。七孔流血是严重中毒的反映，雍正长期服用道士所炼之丹及所谓的&ldo;长生不老之药&rdo;，这些丹药中汞、铅、朱砂等矿石含量较高，又都是高温烧煅而成，热性很大。十三阿哥允祥去世后，为渴求长生不老，雍正加大剂量服用丹药终致中毒，是情理中事。

乾隆还未正式登基前，已急急传谕驱逐宫中道士，可见雍正之死同道士有密切关系，因为乾隆深知丹毒之害，才会把驱逐宫中道士放在诸多国事之上立马行之。

长期贪图女色，乃至乱服□可能是导致雍正最终猝死的直接原因之一金恒源先生认为，雍正称帝执政13年，基本上处在众判亲离、孤家寡人之态势。他在生命垂危时请同胞兄弟出山辅助又遭坚辞，其情其状其心态之苦也就可想而知了。此外，雍正的身体状况，在雍正七年后，由于政敌被杀的杀、关的关，基本上也都摆平了，相对以前而言，雍正多少有了一点&ldo;闲&rdo;。而帝王一旦有了些&ldo;闲&rdo;，也就开始贪图女色，病也就随之暴露了出来。

朝鲜史料有一条说法，&ldo;雍正晚年贪图女色，病入膏肓，自腰以下不能运用者久矣。&rdo;朝鲜使者在给本国国王的报告中没有必要去故意捏造、肆意攻击雍正，这条史料当可作为雍正晚年身体亏损的一条辅证。

概括起来，雍正之死同他多年勤政之累的体力透支有很大关系；同他心神长期不得安宁、夜不能寝、精神不能贯注、惧怕报应有很大关系；更同他长期以来不断服用丹药、体力大量积毒有关；他晚年为求长生加大剂量服用丹药，乃至乱服□更是导致他最终猝死的直接原因。将雍正之死单一归结为纯被工作&ldo;累死&rdo;未必全面。

民间所传吕四娘复仇、斩雍正之头云云纯系民间想象之说，没有可靠证据，不是历史事实。

专家简介金恒源满族，康熙皇十四子胤祯之第七代孙，主要从事清史研究。

（网上近期新闻转载）

最大的历史失误

如何正确看待康雍乾之世

‐‐北京语言大学周思源教授在文学馆的演讲

汉朝当时在世界上的领先程度只有横跨欧洲、北非的罗马帝国可相比。而唐朝在当时的强大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且不说其疆域之辽阔，就唐朝的富庶也是康雍乾时期无法比拟的。

当时两个世界强国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都不如唐朝，因此最重要的是看这个朝代在当时世界上的先进程度。康雍乾三代显然远远不如汉唐。

汉唐之所以被认为是盛世，并不仅是由于其当时高居世界首位的物质生产水平，更重要的是汉朝和唐朝的文化与精神面貌。汉唐时代政治环境比康雍乾时期宽松得多。汉代的皇帝总的说来比较开明，社会洋溢着一种进取、开放、昂扬的大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