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里,看见三四个常来我家的年轻人,围着客厅的餐桌,也在谈论社会上人心惶惶、红卫兵惨无人道的暴行。我也把刚才在路上看见的事告诉了大家,他们都摇头叹息。有个小辈叹口气说,这有什么稀奇,每天都这样。即使曾参加过长征的人也受到同样的“待遇”,上街游行示众。总之,不管职位高低,老干部、知识分子……,要统统打尽杀绝。又说,红卫兵抄家劫来的东西,包括文物和金银财宝等等,大部分缴公,一部分吞入私囊。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时,从一个红卫兵衣袋掉出了金条。大明儿家的斜对面大楼顶层成了仓库,堆满了抄家物资。他们在西郊还设有俱乐部,每天就去那里喝酒、跳舞作乐,跳舞时竟以受害者的惨叫和哀啼声的录音作为伴舞的音乐,还乱搞男女关系。简直丧失人性,天良尽泯。
我正皱着眉头,黯然不语静静地听他们的讲述时,一位好朋友来看我,一进客厅就把帽子从头上取下向沙发上一丢,问我们谈什么?我说在谈论红卫兵怎样凶狠毒辣,无恶不作。他一下子紧张起来,两肩一耸,右手捂着嘴巴,瞪着两眼,四扫一下后,也插嘴进来告诉我们说:“你知道吗?他们还私设公堂,搞逼供信,备有各种刑具,对人随便审问、关押、监禁、拷打,酷刑整死。听说某部长年已七十左右,却被他们用长钉钉人头顶心而惨死。男女老少上吊、跳楼、投河自杀者不计其数。有的夫妇带着孩子全家服毒或开煤气自杀。这些人一定感到死了比活在人间强。
人们整天整夜,甚至每分钟都浸沉在朝不保夕的恐怖气氛里。”他说完叹口气,便在餐桌旁坐下,左臂搁在桌面,手托着下巴,仰头望外沉思。
每天来探望我的朋友,无论男女老少,当谈到红卫兵的时候,无一不是两眉锁紧,左右张望,唯恐别人听见。他们带着激动、失望的情绪,小心翼翼地轻声叙述。
我知道了这么多残酷的人间惨事,想到自己在沪时虽然也挨了批斗,还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又想到中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革命的成败、曲折会对整个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的解放,为全世界和平运动起了鼓舞促进作用。同时,进一步推动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现在呢?难道目前这些行为叫继续革命吗?需要这样做吗?我怀疑?我不懂!
一段时间,虽然人们的表情仍是紧张、惊慌、严肃、失望,似乎丧失了什么,但从表面上看平静多了。我的心情也安然多了。殊不知在10月下旬,朋友传来消息说,不得了外面又乱起来了。当时有好几位来探望我的小辈们在场,其中有一位是从天津特地来京看我的。大家问,什么事?朋友说,由高干子弟组织的红卫兵称“联动”出世了。大家问:“什么叫联动?”友人说:“‘联动’就是‘联合行动委员会’,分东城区纠察队和西城区纠察队,不知他们的目的何在?听说有些人趁火打劫,搞打、砸、抢,他们身穿草绿色全新的军装,戴着军帽,佩着新式手枪,有的骑着崭新的摩托车,有的是崭新的自行车,排着队伍,整天在大街、马路上横冲直撞,显示威风,行人见了避而远之。交通警察见此情景也像僵化了的木人,不敢过问。”
三、避居和平里
“联动”上市,这使我又在紧张的气氛中,将钢琴和几幅书画(张大千、齐白石原作,后来都被北影红卫兵抄家取走开展览会吞没了),几件喜欢的家具迁移到大明住处。冬衣和生活用具捆成几个包裹,在大家沉重的心情下,互相告别祝福,带着包裹跳上三轮车。将三轮车的帘布挂上,包裹盖好,仅露出头顶,出报房胡同西口直拉和平里大明家。这时已是黄昏后,天色暗淡,下着毛毛雨,忽然觉得一阵寒意。路上店门严闭,街灯如豆,行人绝迹,阴暗恐怖。车到宽街时,只见前面一串绿衣车队在寂静的朦朦雨夜中迎面而来。三轮车夫声音发抖、轻声对我说:“啊呀!‘联动’来了。”我也很细声地告诉他:“不要害怕,蹬快些。”事实上,我也吓得心只是跳。一方面从帘内伸头向外窥探情况,另一方面打算遇到意外怎么对付。幸好他们并未注意我们,飞驰般地过去了。不知谁给他们如此作威作福的权利?
车到达大明住处的大门口,我和车夫俩解除了紧绷的心弦,互相含笑,透了一口大气。此时,已是晚上8点多了。
后来听说“联动”组织的东西城纠察队,在师范大学被一网打尽,真相到底如何?不得而知。但老百姓都认为又刮了一个多月的妖风。
1967年春,我在和平里大明处住了一个多月。趁此机会,把他室内调整了一下:
连家具在内油漆、粉刷,布置一新。我的干劲十足,和瓦匠一起,跪在地上将红砖地上溅满的水泥细细地磨掉,做了好几天,也不知累。可见人若抱有希望,就能产生动力。我将大明的房子收拾得焕然一新。恰巧1967年5月12日,大明结婚,这里便成为新房。大明和杭贯嘉在报房胡同家里举行了婚礼,参加婚礼的只有男女双方的家属和少数朋友。鉴于当时形势,一切从简,仅仅两桌酒菜是承陈思凯、柴俊吉二位掌厨的。记得为大明结婚,我去东单花店买了鲜花,乘三轮车在回来的路上怕“联动”看见惹祸,不知何故自己成了鼠胆。现在回忆起大明儿的婚事正是在林彪、“四人帮”上台的混乱形势下插缝举行的,在他婚后五个月,我就被关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