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砸断封建锁链!我捐三块……”
“再不能容忍我们的姐妹作封建婚姻的牺牲品!我捐一块……”
“为了解放,为了自由!我捐……”
那一张张男生和女生的脸在我眼前迭印,那一声声慷慨激昂的话在我耳畔响着,永生难忘!大伙不仅是同情田芳的遭遇,而是一种共同的时代要求,刚刚获得解放和自由的新中国的第一代青年,强烈的反封建的意识是共同的要求,这些师范学校的学生,尤其是速成班的学生,来自社会底层,不单是仇恨地主资本家,尤其仇恨封建的婚姻,好多人与田芳有类似的遭遇,离婚和解除婚约,在师范学校不仅不会被人耻笑,而会得到普遍的支持和同情。
“你离婚了?”
“离了!”
“完全弄零干了?”
“零干了。你呢?”
“我刚提出来,正离哩!”
“赶紧离了!重新自由去……”
这是公开的交谈,不会令人议论……田芳这样的引人注目的白毛女,得到热烈的募捐就是不奇怪的事了。
我按按书包,四百块人民币正在手心,我的心止不住一阵发热,隆冬原野上清晨凛冽的寒风也不那么厉害了。
我们三人走进田家寨,几经打问,终于找到田芳家的门口。
两间厦屋,连个围墙也没有,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一家十分贫苦的农民。我们三人站在厦屋门口,一个女人走出来,大约四十出头,一眼就可以断定是田芳的母亲,脸形太相像了,她一看见这三个穿戴不同于庄稼人的陌生人,先愣怔了一会儿,有点惊恐地问:“寻谁?”
王老师说明了我们的身份,田芳母亲脸上的惊恐立时消失了,却更加慌,把我们让进屋,却无法使我们坐下来。炕上的一张破烂的被子下,围坐着四个娃子和女子,地上竟然没有一个可供人坐下的凳子。她擦擦手,闪身出了门,再进门的时候,端着一条长凳,大约是从邻家借来的。不管怎样,我们三人挨排儿在长凳上挤着坐下了。
她张罗着倒水,取烟,取来了一只装着烟未的木盒子,却找不到烟袋。王老师点燃自己的纸烟卷,劝她再甭麻烦了。她在灶锅下的木墩上坐下,却不知该说什么好。没有经见过世面,也没有和公家的干部打过交道的农家妇女,常常都是这个样子。王老师尽管很和气,问她家里的状况,她头不抬,烧着火,简短地答上一句,半天又没话了。田芳的父亲拾粪去了,她告诉我们,随之就指使坐在炕上的儿子去找。
老汉回来了,头上裹着一条黑布帕子,鼻子冻得红红的,一进门,大声说:“三位先生来了!抽烟——”把那个短杆旱烟袋依次让给我们三人,随之在门槛上坐下来。
“三位有何贵干?”他仰头问。
王老师和他谈起田芳的婚事,给他解释新社会婚姻自由的道理。老汉低着头,抽着烟,做出一种耐心听着的姿态。一当王老师停住口,他仰起脸,做出深明大义的神气,说:“新社会好,咱农民拥护共产党。儿女的婚嫁之事,应该由家里管,政府和学校管这些事做啥?”
王老师又耐心给他解释学校应该管的原因。
“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田芳的父亲说,“你们都是有知识的人,比我懂得多,我跟人家说下一句话,三媒六证,邻里皆知,而今一水冲了,我在田家寨还算不算人?”
我心里暗暗吃惊。这个老农民,一身黑色家织粗布棉袄棉裤,补丁摞着补丁,肘头露出变成黑色的棉花絮子,一脸皱折,鼻尖上吊着清凌凌的水一样的鼻涕滴子,捉着烟袋的手指像树皮一样裂开着口子,嘴里却吐出一串一串半生不熟的词句。我早已从田芳口里得知,她的父亲是个一字不识的粗笨庄稼汉。一个大字不识的粗笨庄稼汉子,谈起话来,却要讲信义,夹杂些半通不通的古文词。如果是我的父亲这样讲话,也不足怪,而田芳的父亲却叫我奇怪了。
王老师索性问起八石麦子的事。
“有这事。”田芳的父亲一口应承,“家家的女子都卖钱,家家的儿子订媳妇都花钱。我吃了人家的麦子,我不昧良心……”
王老师又讲道理,说那根本不是昧良心的事。我也就一手掏出四百元钱来:“这是我们同学和老师的一点心意,目的只有一个,让田芳能安心读书,再甭逼她上轿了……”
老汉瞪大眼睛,瞅着我递到他眼前的一厚扎票子,愣住了。他显然没有料到我们的这个举动。愣了半天,忽然醒悟了似的,猛地伸出双手,把我的手推开,并且站了起来:“这不能,这不能呀!”
“我们是为了田芳的前途……”我说。
“为了啥也不能失信!”老汉说。
“你要是不收,我们就——”王老师看看说服不下,就使出我们路上商量好的最后的一着,“交给乡政府,由乡政府交给大张村那家人。当然,这样一来,媒人和你难免就不好看了。你知道,上次抢人,县上扣了大张村三个人,刚刚释放……”
“唉呀!”田芳的父亲颓然坐在门槛上,双手抱住头叹息。
王老师示意我把钱放下,我瞅瞅那张破烂的用麻绳扭着腿儿的小桌子,上面摆着盆盆罐罐,把钱放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