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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章（第1页）

货放在各类问题的首位，在史书中也是没有先例的。杜佑在长期理论实践中体会到粮食、

土地和人是治理国家的关键。有了粮食就使国家用度充足，尽地力就使人不愁衣食，人

户清楚就使赋役均匀。这三样事情做好了自然会使民富国强。在经济政策上，他提出要

处理好国足与家足的关系，他指出家足是国足的基础，家足才能使社会安定，国家富强。

他还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提出&ldo;薄敛&rdo;和&ldo;节用&rdo;，以减轻百姓负担，保证国家

经济机器正常运转。这些主张都是很切实际的。

杜佑在《通典》中阐述了历史发展变化的观点。他反对是古非今之论，指出&ldo;汉、

隋、大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三代莫俦。&rdo;（《通典》卷31《职官》13）用社会发

展进步的事实批驳历史倒退的观点。他还独具慧眼地从当时少数民族的社会状况中，推

论古代先民的社会历史状况，指出&ldo;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rdo;（《通典》卷85《礼》

45），存在着人殉、巢居穴处、茹毛饮血，同姓婚娶等陋习。当时的中华与少数民族落

后状况的对比，正生动反映了中华文明从落后走向进步的历程。这个论证已有一定的科

学因素，在古代可谓石破惊天之论。

社会发展进步的观念必然导致他因时变革的思想。他强调&ldo;随时立制，遇弊则变&rdo;

（《新唐书&iddot;杜佑传》）。要使当世的政策措施，适应历史变化情况，跟上社会发展的

步伐，符合现实的需要。对于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废封建立郡县，以至当时的两税法等

改制措施，他都表示了赞赏的态度。

杜佑重人事而非天命。在对历史事件发展原委和政治、经济制度因革变化的分析中，

他都把人们的历史活动和历史时势的促成放在重要地位，而很少考虑天命的作用。对于

阴阳灾异学说，他基本持否定态度。在叙述历代战例时，他常常选取一些不信吉凶预兆

之说而获取胜利的实例，来表明他对此的看法。对于流行已久的星宿分野说，他根据史

籍记载，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他在《通典》中删掉了纪传体史书志部分的五行、符

瑞等内容，使《通典》表现出更强的理性色彩。

杜佑还在书中阐述了他的人才思想、吏治思想、法制思想、军事思想、民族思想等，

其中包含着不少杰出的见解，对于社会建设是很有补益的。

《通典》礼的部分占去了过多篇幅，给人以全局失衡之感，兵刑部分没有记载军事

制度的发展变化，这是《通典》的两个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