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听取违反人权的罪犯讲述他们的罪行时便意识到,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能够做出最可怕的邪恶行为‐我们全体。谁也无法预见,如果受到同样的影响,处在同样的境地,我们会不会成为和罪犯一样的人。这并不是纵容或原谅他们的行为。这是要让心中充满更多的上帝之爱,为看到他所爱的人走上这样的悲伤之路而哭泣。我们必须从内心深处而不是出于虚假的虔诚对自己说:&ldo;为了上帝的慈悲我向前行。&rdo;
不幸中之万幸,当我聆听受害者的陈述时,我对他们的宽宏大度感到了惊讶。经历了如此深重的苦难之后,他们不是渴望复仇,而是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宽容意愿。于是我感谢上帝,让我们所有人,甚至于我,都具有行善、宽容和大度的不凡能力。
神学帮助我们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人认识到,我们身处一个道德世界,善与恶都是现实,而且关系重大。道德的世界就意味着,尽管有不少现实不尽如人意,但邪恶、不公和压迫无论如何不会最终占上风。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耶稣基督的死去与复生,就证明了爱比恨强大,生命比死亡强大,光明可以战胜黑暗,欢笑、快乐、热情、温情和真诚,都远胜于其对立面。
在委员会,我们亲眼看到这一切在我们面前展开。那些在种族隔离岁月中趾高气扬,随意抛撒死亡、不公和种族隔离各种虐政的人,做梦也想不到他们在阴暗世界中参与的暴行也有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一天。他们原本得意地认为自己想主宰天下多久,就可以多久。如今一切都已大白于天下,而且不是什么推测或者无根无据的指控。不,完全是罪犯亲口道出的事实:他们如何绑架、如何枪杀、如何掩埋尸体或抛到河里喂鳄鱼。他们帮我们找到50具被他们秘密绑架、杀害和掩埋的尸体。如果这不是一个道德的世界,真相必将大白于天下的话,那么这些令人不寒而栗的秘密将永远被掩盖。
在斗争最艰难的日子里,人们面对猖獗的邪恶势力常常士气低落。这时我会说:&ldo;这是一个道德的世界‐种族隔离的捍卫者已经失败了。&rdo;我也曾向我们的南非白人同胞呼吁:&ldo;我们在善待你们,加入必胜者的行列吧!&rdo;我们这些为反对种族隔离而斗争的人得到了最为辉煌的胜利。而胜利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同属于白人和黑人‐上帝的彩虹子民。
[1]《南非的精神》(thedofuthafrica),bollante丛书,1991年纽约出版。
第六章受害者,抑或幸存者的国度?
设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所依据的法律中所规定的参数,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武断的。我们完全有理由回溯到范&iddot;里贝克的年代,或者宣布凡不是白人的人都自动具有受害者的资格,因为他们都遭受过种族隔离的折磨。但这就意味着要处理几百万人的问题。显然,无论如何应付,都无助于创巨痛深、四分五裂的人们的复原与和解。再者,如果所有受害者都是黑人,就太过偏颇,使这一进程从一开始就不可能起到弥合裂痕的作用。
为从压迫到民主的艰难过渡而进行谈判的人们,明智地选择了有限但可应付的规模。他们规定的时间限度并非完全武断。1960年3月21日的沙佩维尔大屠杀的确是一个分水岭,因为此后重要的黑人政治团体被禁,并转化成解放运动,不得不放弃非暴力,进行武装斗争。1994年5月10日这个截止日也非常重要,因为那是曼德拉就任总统的日子。如果说有什么事件可以标志新制度的开始的话,那么正是这一天表明了我们与冲突、分裂和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过去的彻底决裂。委员会的任务就是在较短的时间内‐两年,后来延长到三年‐解决这一段历史中尚可应付的问题。为了使全国不至于长期陷入追究过去这一分裂人心的过程,我们在1998年10月提交了《报告》,但大赦过程在委员会其他工作宣布&ldo;暂停&rdo;后一直持续到1999年。
为了确定委员会的工作坐标,建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法案必须定义何谓&ldo;对人权的严重违反&rdo;。这被限定为杀害(无论是否有预谋)、绑架、酷刑和严重虐待。这一相当武断的定义至少有两点好处。首先,将罪行限定为这四类,使委员会的工作有一定限量,有望在期限内完成。接替曼德拉担任非国大主席、后来成为南非总统的塔博&iddot;姆贝基,向委员会热切地呼吁,不要给新政府留下尾巴,特别是大赦的尾巴。1996年他代表非国大在委员会作证时说:
委员会在其任期内结束大赦过程,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民主国家不必承担刑事调查和对在本应由委员会负责处理的期限内犯罪的人进行起诉……我们认为,委员会应尽快结束其工作,使我们的确能够让过去成为过去,尽管我们不敢淡忘。
但法案的定义之所以重要,还有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它意味着委员会的确可以不偏不倚地认定受害者,因为罪犯的党派背景在确定其行为或罪行是否构成对人权的严重违反时不在考虑之内。如果一个国民党人绑架、折磨或杀害了某人,则构成对受害人人权的严重违反;如果这是过去冲突的结果,则属委员会的法定职责之内。如果非国大党员犯下同样的罪行,根据法案的定义,亦构成对人权的严重违反。因此,不论是种族隔离的支持者还是推翻者,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