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克里先体系还有另一个非常实际的弊端,这里也不应完全忽略过去;那就是他的政府机构必然花钱更多,因而赋税和对人民的压榨也相对加重。
原来能使奥古斯都和图拉真的简单的崇高地位得到满足的由奴隶和自由人组成的一般家庭现在不时兴了,在帝国的不同地方却建立起了三四个宏大的朝廷,因而同时有三四个国王,在一味追求虚荣的排场和奢侈方面彼此并和波斯君王争强斗胜。安插在国家机关各部门的大臣、行政官、一般官员和奴隶的数目成倍增加,已非昔日可比;而(如果我们可以借用当时十分流行的一种说法)&ldo;当收受的人所得份额超过奉献的人所提供的份额的时候,各省市便必将感受到赋税的沉重压力。&rdo;从这一时期直到帝国消亡,完全不难随时听到一阵阵连绵不断的发自人民内心的抱怨和呼号。各个作家根据他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特殊处境,分别挑选出戴克里先,或君士坦丁,或瓦伦斯,或提奥多西乌斯,作为他咒诅的对象;但是,在一个问题上他们的意见却是完全一致的,那便是,全都认为公众的赋税,特别是土地税和人头税过重是他那个时代的日趋严重的难以忍耐的灾难。根据这一彼此一致的共同点,一个能够从一些讽刺和恭维言词中剔出真情的公正的历史学家,便会倾向于让他们所指责的这些皇帝共同承担责任,并把这种赋税不断加重的原因主要归之于他们的完全相同的行政体系,而并不认为是他们的个人罪恶所致。戴克里先皇帝确实是那一体系的创始人;但是,在他的统治时期,这一日趋严重的邪恶却一直被限制在温和和谨慎的范围之内,他应当受到指责的是他开创了那个罪恶的先例,但他并未实际实行对人民的压榨。还有一点应当说明的是,他在财政问题上始终本着谨慎和节约的精神;而且,在支付掉一切正常的经费开支之后,皇帝的金库里总还有足够的储备可以供合理的赏赐或国家紧急需要之用。
戴克里先的退位和死亡在戴克里先统治的第21个年头,他终于实践了他决心退位的重大决策;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大安托尼努斯或小安托尼努斯身上当会显得更为自然得多,因为现在的这位皇帝,实际从未真正获得或真正行使过最高权力。戴克里先为世界开了一个光荣退位的先例,只可惜后代帝王起而效法的却为数不多。这里我们自然必会想到查理五世的类似行径,这不仅因为一位极有辩才的现代历史学家已使得英国读者都已极熟悉他的名字,而且还由于这两个皇帝的性格十分相似:他们的政治才能都远在他们的军事天才之上,他们的未可尽信的高尚品德绝大部分出于伪装,而非天性使然。查理的退位看来颇受时运变迁的影响;他的得意的计谋给他带来的失望促使他放弃了他发现已不页面足以满足他的野心的权力。但戴克里先的统治却正在接连取得胜利一帆风顺的时候;也还似乎不是在他击败了他所有的敌人,完成了他的一切计划之后,他才开始严肃地想到退位问题。不论是查理,还是戴克里先,都并没有达到衰迈的年龄;因为他们一个才不过55岁,另一个也不过59岁;但是这两位皇帝的繁忙的生活、他们经历的战争和旅行、他们对国事的忧虑以及他们日理万机的实际操劳,已损害了他们的体质,使他们疾病缠身,未老先衰。
尽管天气严寒,阴雨连绵,戴克里先在他的祝捷大会刚一结束之后,便立即离开意大利,绕行伊利里亚诸省向东部进发。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和旅途劳累,他很快便染上一种慢性病;尽管他每日不计里程,一般都坐在一顶封闭的肩舆中让人抬着,但在那年的夏末到达尼科米底亚以前他的病情便已严重恶化,并令人感到惊愕了。接下去整个一个冬天,他都一直呆在皇宫里,他病危的情况引起了普遍的发自内心的关注;但一般人却只能从皇帝侍从人员的脸色所透露的欢欣和惊惶来判断皇帝病情的变化。有一段时候他已死去的谣言到处流传;而且一般都认为其所以要对他的死秘而不宣,只是因为伽勒里乌斯恺撒不在,唯恐会引起麻烦。但是,最后直到3月1日他又一次公开露面了,但他当时是那样瘦弱、苍白,以致原来和他非常熟悉的人都难以认出他来了。在一年多的时间中,他一直在对个人健康和国家大事的忧虑之中勉强支撑着,现在已到了该结束这一痛苦斗争的时候了。为了身体健康,他需要完全放松,随心所欲地生活,但国家事务却强迫他躺在病床上指导一个庞大帝国的行政。他决心在光荣的安闲中度过他的残年,要把自己的荣誉置于命运的掌握之外,把世界这个舞台完全交给他的更年轻、更为活跃的共治者去管。
退位仪式是在距离尼科米底亚约3英里的一块开阔的平原上举行的。皇帝登上一个高大的宝座,在一篇充满情理和威严的演说中,向在这一特殊场合聚集在这里的人民和士兵,宣告了他的意图,等到他一脱掉身上的紫袍,他便立即从人群的关切的目光下撤出,坐上一辆挂着帷幔的车子穿过市区,一刻不停地向他早在自己的家乡达尔马提亚选定的他所喜爱的退隐地奔去。
就在那同一天,5月1日,马克西米安,按照早已取得的协议,也在米兰辞去了皇帝圣职。甚至在罗马祝捷会的盛况中,戴克里先也在思考着他辞去政府职位的计划。由于他希望马克西米安一定服从他的安排,他或者已让他作出一般性许诺,一定按照他的恩公的决定采取行动,或者已让他明确保证,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他向他提出劝告,并作出榜样,他也便一定步下皇帝的宝座。这种约定,虽曾经过在卡匹托里亚山丘朱庇特庙的圣坛前的神圣盟誓,对性情凶狠、一向追求权势,既无意求得眼前安静,也无心买得身后美名的马克西米安来说,是不一定能发生完全的制约作用的。然而,不管如何勉强,他却终于屈服于他的更为聪慧的共事人多年培育成的凌驾于他之上的权势,退位之后立即退隐到卢卡尼亚的一座别墅里去,而在那里,像他那样一个脾气烦躁的人,恐怕几乎是不可能获得长时间的安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