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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第1页)

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如果能全面发展,经常不断地回应时代的新要求,那它就是一个足够稳定的制度。停滞是制度老化、制度毁灭的前兆。所以,苏联社会根据新时代的要求进行改革,就成为历史的需要和必然。它无疑应该早在几十年之前就开始,如果当时就去完成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无论是经济条件、社会条件还是其他条件,显然都要有利得多。但正如大家所了解的那样,这一过程直到1985年才到来,而它的道路上铺满的已经不是玫瑰,而是荆棘。我想细述的正是这个问题,即关于&ldo;改革&rdo;和&ldo;改革者&rdo;的悲剧,关于我国人民的大悲剧‐‐当时,我身处这些事件的旋涡之中。

经济:&ldo;照着俄罗斯老妈的屁股踹了一脚&rdo;

应当承认,我国在着手改革时,它的领导并没有以应有的方式深入评估进行改革应采取哪些相互联系的必要步骤,以及由此产生的长期后果。我想,说来也真是遗憾,那些指责20世纪80年代改革行动缺乏明确纲领的人是正确的。当然,他们没有考虑必须采取某种决定的具体政治环境,但这一点并不能否定,他们的指责在本质上是正确的。不过以我的观点来看,当时有一点倒是现实的,也是正确的,那就是决定改革从经济开始。其实,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初衷也是要对国家经济做一番改革。

硬性计划经济体制是上世纪30年代建立的,它顺利完成了工业化任务,并对战胜希特勒德国起到保证作用,使得在难以想象的短时期内恢复国民经济成为可能,而在&ldo;冷战&rdo;年代,则建立了同西方的军事均势。但生活不会在原地踏步不前,逐渐开始有所感觉:苏联的国民经济还无法完全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社会经济需求,也无法解决国家发展所提出的一系列至为重要的任务。

这就需要找到国民经济运行的更为有效的手段。上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就搞过一次经济改革。但他并未触及社会主义体制的基础,仅仅是把一定的自由下放给企业。当时我是乌拉尔机械厂的总工程师,后来又当上了总经理,我们当时曾感到非常满意。

总的来说,改革促使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达到了最高的经济指标。遗憾的是1968年捷克事件之后,柯西金的改革逐渐自生自灭。后来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虽也曾在一定程度上试图对改革加以恢复和完善,却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成绩。

到了1983年,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公开下达任务,要大家把现在究竟生活在什么社会的问题弄个明白。这是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必须重新判定国内已有制度的本质,它在人类历史上所处的地位。与此同时,安德罗波夫又委托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政治局候补委员多尔吉赫、中央委员会经济工作书记雷日科夫深入研究经济领域出现的局势,并就经济改革提出建议。在两年时间内,我们就这一问题开展的工作吸引了大批学者、专家、生产一线的工作者,并成为1985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4月全会上作报告的基础。再以后,在整个80年代后半期,苏联政府始终紧张地进行着制订经济改革具体途径和方法的工作。

为了让经济取得&ldo;喘息&rdo;机会,需要解决一系列原则性问题。如果对问题的根本加以审视就会发现,首先需要克服的是人与生产手段和劳动成果越来越明显的相离异的现象。由此产生了劳动者对劳动负责、提高劳动效率和质量的动因明显不足。于是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所有制及其发展前景的问题。正如所知,我国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国有,是全民所有。而且,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也逐渐具有了国有的特征。考虑到学者们的意见和国外经验,我们认为,在国家手中保持50‐60的所有权比较合理‐‐这主要是指在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以及国防工业部门的企业。其余的50‐40可以是股份制形式或者个体形式,但不包括土地。宅旁地、别墅用地和菜园果园用地可以除外。在制订方案时,我们特别注意所谓&ldo;民营企业&rdo;对象,但其所有者只应是集体。

与这种观点相对立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以及以雅科夫列夫为首的一群政治家们的观点,他们一心为私有制唱赞歌,坚持认为只有私有制才能自然而然地解决国家的所有社会经济问题。

要想逐步过渡到由国家进行必要调节、以社会为指向的市场经济,过渡纲领的制定者面前还存在着不少复杂的问题:要为我国实现深刻的、内容极其广泛的科技革命创造一切必要条件,要改革价格形成的体制,要改变生产资料生产和生活用品生产的比例关系,扩大生活用品的生产等等。

总之,在回应时代呼唤的同时,苏联政府从现实的社会经济状况出发,于1989年制订了一个方案,把采取有力措施深化改革同在各个管理层面上审慎行动结合起来。我们在走向市场的同时首先力图稳定社会经济局势,然后再向前进,走向一个更加发达的商品‐货币体系。

有的人号召我们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立刻全面投入市场经济的旋涡,并且举历史为例说,欧洲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际实行的也是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但他们却一往无前地勇敢地投入了市场经济。这倒是不错。不过他们具有长期搞市场经济的经验,只是由于战争,才在一定程度上中断了五六年而已。他们即使投身进去也不会被淹没。此外,我还要说,他们在战后根本就没有排斥国家计划因素,而且现在也不排斥,而我们那些刚刚冒出头来的主张市场经济的救世主们‐‐实际上也就是目前我国经济的瞎眼指路人‐‐却一听计划经济就躲得远远的,就像躲瘟疫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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