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发生的一切间接地证实了一种猜测,这就是文明的分裂将首先发生在西方‐俄罗斯一线。今天人们已经看清,无论西方如何在我国内外竭尽全力,但依然难以淹没并同化俄罗斯的和俄国的文化。历史表明,我国在吸收西方技术文化成就的同时,从来就没有为西方文化所吞并过,反因此而增强了表现自我鲜明独特文化个性的条件。
俄国在上世纪90年代向西方的急剧倾斜说明,如果对西方思想价值不采取批判态度,如果不考虑俄罗斯文化特点,而把西方的东西机械地向俄罗斯土壤移植,就不可能导致祖国文化的完善,而是导致它遭到破坏。更何况正如大家都明白的那样,西方文化也并不希望把俄罗斯拥入自己的怀抱。
有些接近叶利钦的学者认为,是布尔什维克中止了我国文化的欧化,剥夺了它彻底变革自己的良机。这些学者还算不错,因为他们毕竟还讨论讨论俄国文化。可是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则从根本上否定了俄国文化这个概念。
毕竟,不是文明的对立,而是文明的对话,才能为人类赢得未来。联合国的活动保障了20世纪下半叶的和平,而其中有很多地方正是要归功于不同文明之间的思想交流。大家知道,创建联合国的倡议者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可是当今美国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对这位先驱者的理想是一种直接的背叛。
遗憾的是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间(苏联解体之后)某些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己任的国际组织信任度遭到破坏。今天,在第三个千年开始之际,我们遇到了世界集体安全体系的深刻危机。
素有民族和国家命运主宰之称的北约不顾一切地东移,该军政联盟各成员国脱离联合国监督的实际状况,联合国威望的灾难性丧失使人们有理由得出结论,以这些国际组织目前的状况,是再也不可能客观地解决世界性问题的。他们统统都处于美国的监管之下,程度不同地沦为美国的工具。他们已无力成为世界的保障。希望在世界性震撼的新威胁面前,人类能找到维护世界平衡机制基础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不过,在21世纪,对我们这个世界的安全而言,其基本威胁就是那些越积越多的全球文化问题。
&ldo;我想,&rdo;莫斯科大学校长、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萨多夫尼奇说,&ldo;拯救人类的一条主要路线,就是承认文化差异的事实,并安排好它们之间的对话。掀起人类仇恨的恶浪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我们的世界异常丰富多彩,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因此一定要在相互作用上下工夫‐‐这才是我们的出发点。我相信,当这种对话的机制逐渐消亡的时候,当文化的相互渗透过程趋于结束的时候,过去的那些强大帝国定将不复存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宽容。应该找出一些线索,一些头绪,虽说十分复杂,也要力求作出一些决定来,解开这团问题的乱麻。要学会在不同的人、不同文明之间,在不同宗教信仰的代表之间开展对话‐‐这就是当今的任务。&rdo;
本书试图探讨降临到我们国家头上的种种灾难的原因。如果读者在其中能找到有关我们这个混乱时代的哪怕是部分令人惶惑不安的问题的回答,笔者也会感到莫大的欣慰。
第二章阿拉木图:不妥当的任命引起严重的后果
不妥当的任命
1986年12月16日,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全会在阿拉木图召开了创纪录的短会。与会者只用18分钟,便一致同意解除领导哈萨克斯坦几近30年的金姆哈梅塔?阿赫梅多维奇?库纳耶夫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又一致选举苏共中央提名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党组织领导人盖纳季?瓦西里耶维奇?科尔宾接替他的职务。
当时正值戈尔巴乔夫宣布的改革实施第20个月。随着改革,有相当一部分干部也出现了变动:许多在勃列日涅夫手下工作多年的老领导理应把自己的位置让给那些对新思想和新活动形式更为敏感的新人。
严格说来,明显的干部更换在安德罗波夫领导时便已开始。在契尔年科当政时范围继续扩大。到了戈尔巴乔夫,进入了决定性阶段。情况表明,从1983年开始,几年内有90的州委书记和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书记被替换。市委和区委书记在80年代后期的轮换,把这一级别党的干部更新了2‐3次。
第一阶段‐‐即戈尔巴乔夫之前‐‐的干部更换,为他掌权扫清了道路。很明显,如果被勃列日涅夫的干部包围,戈尔巴乔夫就很难坐上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交椅。第二阶段即挑选干部来实现改革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随着戈尔巴乔夫登上国内最高职位‐‐苏共中央总书记,才得以首先针对党内高层领导着手&ldo;清洗&rdo;。
在1985年7月党中央全会上,罗曼诺夫被解除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职务,责令其退休。他在中央书记处的职位及相关职责‐‐监管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工作‐‐由列宁格勒党组织领导人扎依科夫接替。
又过了不多时,在同年的12月,首都党组织领导人格里申也被责令退休,此前不久任中央委员会建设部主任、而后成为苏共中央书记的叶利钦接替了他的职务。
不过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里起主要作用的人物却是利加乔夫。正是他把叶利钦这个他未来最凶恶的誓不两立的敌人召到了莫斯科。利加乔夫成为中央书记后,分管党的干部工作,在访问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喜欢上了这位精力充沛的苏共州委第一书记。归来后,他固执地、以他所特有的那种坚持不懈的精神开始证明,叶利钦这种类型的领导人正是改革所需要的。当然,利加乔夫首先是说服了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关于这个问题,没有人同我以及中央其他书记商量过。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为什么恰恰是利加乔夫成了建议把叶利钦调进莫斯科的人,把他推上了影响全苏联的道路?我想,应该是他们的性格中有许多相似之处吧。但是,他们两个是同类电荷,所以迟早要互相排斥,事实果然如此。